商鞅变法

在战国变法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在各国变法中的时间排序也是比较靠后的。在此之前，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基本相似，商鞅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抄袭者。我们对比一下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可以发现商鞅变法在许多方面几乎是吴起变法的翻版。

就说著名的“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袭吴起“车辕立信”的典故。原来吴起在魏国做将军时，曾经在城北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厚加封赏。人们都感觉这简直是个玩笑，半天没人去动那根车辕。后来一个傻乎乎的士兵说这有何难，扛起车辕搬到了南门外。吴起当场赏赐给他大笔钱财，士兵们因此知道了吴起说话算数。商鞅效法吴起，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前也立了一根木柱，并承诺谁要是把木桩搬到北门，就给谁一大笔钱，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这是对吴起变法毫不掩饰的简单抄袭。

至于商鞅变法的其他方面，和楚国变法也几乎如出一辙。商鞅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是把全国土地重新划分成31个县，建立了中央集权，如前所述，这种郡县制改革是楚国首先实行的。商鞅还取消世卿世禄，奖励军功，鼓励耕战，发展生产……这些措施都是吴起做过的。甚至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也是抄袭自吴起的“破横散纵，使弛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因此，我们可以说，商鞅变法不过是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和扩大版。

那么，为什么在战国诸国中，只有秦国的变法取得了彻底的成功，其他国家的甚至是楚国变法的效果都远远不如秦国呢？

是因为秦国的落后。

商鞅变法

秦国本来在当时的各大国中是最落后的。秦人起源于甘肃天水一带。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

秦国在很多地方和中原诸侯国不一样。首先是它没文化，李斯所谓“士不产于秦”，荀子说秦国“无儒”，没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所以秦国的人才包括商鞅、韩非、李斯都是从外面招聘来的，没有本国培养出来的；其次，秦国不实行嫡长继承制，没有严格的宗法制，“择勇猛者而立之”（《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老百姓生活当中“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商君列传》）。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没啥文化的落后地方。

法家思想因此在秦国如鱼得水。

商鞅在秦国打击商业，“废逆旅”，废除旅店，禁止商人随便出行；“一山泽”，将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禁止农民以此谋生。[1]

民众什么都不能做，能做什么呢？只有两件事，耕与战。你或者上战场，为国家献出生命；或者努力种地，把收获的一大半粮食充作军粮。

如果你既不想耕也不想战，怎么办？进监狱。商鞅制定了极为残酷的法律，民众稍有违反，就割鼻断脚。《盐铁论》形容秦人的苦况说：“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师若弹丸；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国，杀人如斩草，用兵如弹丸，秦国人或者从军，或者运粮，死亡极众。

这样，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商鞅通过变法，把整个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所有秦国人都成了战争机器中的零件和合格的螺丝钉。[2]

商鞅

这样一种体制当然会引起民间社会的反弹，为统一思想，控制舆论，商鞅不仅烧了书，还规定，民众“不得议及”国家的政策：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除了“不得议”，商鞅还建立了互相监视的“告奸”制度。儒家主张“父为子隐”，而法家却鼓励亲人之间相互揭发，秦律甚至规定妻子告发丈夫，妻子的财产可免遭抄没；丈夫告发妻子，妻子的财产可以用来奖赏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人人自危，“构造怨仇而民相残”。因此商鞅说：“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

这样的理论，与贵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了，在有着礼乐文明基础的其他国家很难彻底推行。这就是法家理论在其他国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碍，变法都进行得不彻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秦国却很快落地生根，良好运转。秦国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由国家来全面垄断、控制和调动社会资源的新系统，很快获得了其他国家无法获得的庞大兵源和巨额的军?费。

[1]为了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商鞅还明令“民无得擅徙”，这是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户籍制度”的起源之一。

[2]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这个理想在秦国真的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