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

古文与文言

傅斯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

战国子书中颇有不少白话，而荀子已是很简约的文言，吕氏春秋已有些无话说话的油腔滑调，入汉而著作者更都是文言了（此处用文言乃如所谓Kunstsprache，与古文不同）。

Kunstsprache是德语词，字面义“艺术语言”，指富于辞藻的美文。傅斯年1923—1926年留德时，有柏林大学古典学家诺登的名作《纪元前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体美文》（Eduard Norden, Die antike Kunstprosa vom VI. Jahrhundert v. Chr. bis in die Zeit der Renaissance. Leipzig 1898），是一部以修辞、风格学为核心的拉丁文学专史，在当时影响很大，至1923年已出到第四版，柏大学生傅斯年很可能读过，以他读书涉猎之广、听课从不畏惧跨行的勇气，我猜测他也有可能去听过诺登这样的名教授课。

有此基础，在他思考中国秦汉之际文体变迁之际，拈出诺登的核心概念，用来把侧重时代特征的“古文”与强调文体修辞的“文言”区分开来，实属神来之笔。因为国人往往把这两个概念看成大体是一回事，所以傅斯年在文末追加了这个括号注解。

季羡林留学德国哥廷根时，上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的梵语课，接触到古印度的Kunstdichtung，阅读文学史理论书，又碰到Kunstprosa，在《留德日记》里他把这些词都照录，未加翻译。

“心座”还是“心魔”

傅斯年致顾颉刚信（1926年9月，见《傅斯年遗札》第一卷）：

要是把历来的“孔丘的七十二变又变……”写成一本书，从我这不庄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欧洲教会教条史之可以解兴发噱。从你这庄重的心思看去，便是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也许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来，正未可料。

Freudian complexes，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中的一个概念，朱光潜译为“情意综”，现通译为“情结”，也有“情意结”“心病”等译法。“心座”一词不知所云，疑原写作“心魔”，整理者误读之。傅斯年在留英期间，曾在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系听课，课程设置“偏重于Biological一派与讲Freudian Psycho-analysis一派”（1920年1月8日傅斯年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此处驱遣这个术语，既有戏谑的味道，也是所学的体现。“心座”“心魔”这个理校实不敢必，姑妄言之，祈有条件读原信的学者得便核对之。

生材料

傅斯年《明清史料发刊例言》有一段文字（《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史语所，1930）：

国内学人近年已甚注意档案一类之直接史料，不早公布，无以答同祈求者之望。且校订考证之业，参加者多，成功益美。若先将“生材料”按月刊布之，则据以工作者不限吾等，凭作参考者不分地域。

“生材料”三字加引号，强调其为特别名词，是英语raw material、德语Rohmaterial/Rohstoff的对译，系西方讲史料学的常语，现代一般称为“一手材料”，指未加改编的原始史料、语料，古代写本、文书、碑志、档案等均是。“生”是raw、roh的硬译，语感当来自对未开化民族称“生番”、未入化内编户的“生女真”之类，本不是雅语，但是傅斯年似乎偏偏喜欢这样的生猛语感。对他而言，不如此似乎便不足以表达材料的原始、未开发状态，唯其粗朴、富于质感，方才纯真宝贵，足供加工研磨，使臻成熟。

袭用尼采语

傅斯年曾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导论》，共七讲，今仅存第四讲《史料论略》讲义（见《傅斯年全集》第二卷），其第一章《史料之相对的价值》第二节《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中有如下一句：

顺治太后下嫁摄政王，在清朝国史上是找不出一字来的（其实此等事照满洲俗未必谓非，汉化也未可谓是。史事之经过及其记载皆超于是非者也[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超于是非”，就是傅斯年给这个德语短语做的翻译。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是哲学家尼采一本书的标题（1886年出版），一般译为《善恶的彼岸》。

Jenseits von是介词结构，义为“处于遥远的对面”，德文gut、böse的字面固然是“善”、“恶”，但是究其实，与真假、是非乃至美丑一起，同属二元对立判断的范围。在尼采此书大行于世之后，Jenseits von Gut und B?se一语已经进入德国日常语言，成了一个成语，用于表达“某事某人超越常理常情如此之甚，竟至无法理喻、评价”。在德文《世界报》里，就有这样一个句子：“您爷爷差不多到了褒贬与他何干的年岁了，就算是他为所欲为，畅所欲言，无所不观，也没有人跟他较真儿了。”（“Ihr Großvater, fast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kann vieles tun, sehen und sagen, ohne dass man ihn erst nimmt.”Die Welt, 28.12.2002）由此可以揣摩傅斯年的“超于是非”还真译得熨帖。这个短语在晚近的口语里还进一步通俗化，用在“老得掉渣儿”的意思，我个人认为是走偏了，但不是傅斯年在当年的德国所能听闻到的口语，不说也罢。

傅斯年似乎熟读尼采。他在养病的时候，写信给他的老师胡适说（1946年10月12日致胡适信，见《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我生了一星期病，五日卧床上，重伤风而复原如此之慢，足证体力之不行矣，恐尚须卧二三日，借此休息，不亦妙哉。到此后仍满脑装着北大的事，上信虽长，并未写完，今一病下来，所想皆人生哲学，想Hume, Kant, Nietzsche等，可笑否？

一个素来标榜严格主义的人，突然把尼采跟休谟、康德冶于一炉，的确有点可怪。不过，人生就是如此，最明白的道理有时也是说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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