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神话是以神话叙事方式建构的文明源头，也是最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创世神话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和世界观，铸就了一个民族的基本文化格局，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统一性、社会的整合性、思维的系统性、伦理的规范性，具有文明奠基的意义。中华创世神话的谱系问题长期以来受到质疑，不少学者否定中华创世神话谱系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神话，这说明我们还没能正确认知中华创世神话的谱系问题。

在中华民族主体精神建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创世神话谱系

中华创世神话谱系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体精神建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主动寻找民族主体身份认同的结果。

其雏形在西周时已出现。西周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初的三监之乱被平息后，为了强化王权，周公建立起宗法分封制，夏商时代各部族之间较为平等、松散的联盟关系转变为等级分明、上下紧密的封建关系。但周族其实来自戎狄，周人的两大姓——姬与姜是典型的戎狄姓氏，这使周族的统治显得不那么名正言顺，为了融合治下诸族，尤其是居于正统的夏人，周族早已采取了联姻的方式，比如文王之妻姓姒，是服属于商朝的夏人。他们还借助神话，有意识地将戎狄出身的往事讲得隐晦一些，比如《国语·周语》讲述了周始祖后稷为夏禹效力，其子不窋为躲避夏初的动荡，带领本族迁移到戎狄之地的民族神话。经过早期神话的建构，帝喾、颛顼、尧、舜到夏商之王，皆为黄帝的后代，从黄帝到尧舜禹的关系谱系由此清晰起来。这其实是从文化认同上加强族群融合的努力。因此周灭商之后，没有忘记分封夏、殷遗裔，这是没有忘祖的意思。由此，周、夏、殷三族不断融合为华夏。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从海外文物市场寻回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镌于其底部的铭文讲述了大禹神话。这件青铜盨是当代可见的记录大禹神话的最早实物，也是中华创世神话谱系的雏形在西周已经出现的实物证明。西周初步建构起来的中华创世神话谱系，在《易经》《诗经》《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及诸子著作等先秦文献中都有记录传承。同时，这些文献也吸收了部分尚未进入文献或文献记录较少的神话叙事，如伏羲结绳为网、始作八卦等发明创造方面的叙事，在黄帝之上树立和巩固起更早期的文化始祖和英雄形象，在中华创世神话的整理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西汉是中华创世神话谱系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中华各民族的核心汉族就是在此时期通过融合与凝聚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是在此时期奠定的。中华创世神话谱系建构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一方面，经历了先秦诸侯争霸、秦代焚书坑儒、秦末楚汉相争之后，到司马迁写作《史记》之时，保存下来的古代文献已经不多了，他不得不大量采用野老轶闻，客观上对当时流传的创世神话进行了一次大整理；另一方面，司马迁以神话材料建构上古五帝的事迹及其历史的行为实际上是出于西汉统治的客观需要。汉朝虽然是一个大一统国家，但西汉早期的各方面实力都较弱。从刘邦到刘彻，西汉政权其实并不安稳，不仅北有匈奴，南部还有曾起过异心，与七国之乱的祸首吴王刘濞勾结的百越。后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从军事上完成了肃清北部边境与统一东南沿海的重任。但军事上的征伐仅仅是第一步，大一统的帝国更需要大一统的主体性精神，使民众都能找到身份的归属感。司马迁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五帝神话传统的继承，试图为民族的发展寻找价值的原点和高点，树立起基本的道德尺度，建构起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

《史记》之外，汉代记录传承创世神话的文献比先秦更多，《汉书》《淮南子》《论衡》《风俗通义》《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文献，尤其是《汉书·古今人表》增列了伏羲、女娲和神农，以伏羲作为文化史的源头，完善了创世神话谱系的主干。

从东汉末到西晋初，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战乱动荡时期。战乱和饥荒导致了人不如狗的惨况，易子而食的现象随处可见，人口由此急剧减少。面对国家与社会的失序，由东吴入晋的徐整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希望通过从源头上对中华文化史的梳理，重塑社会规范与道德秩序，于是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创世神话专书——《三五历纪》。清代《玉函山房辑佚书》概括其内容为“纪三皇五帝事也”，即主要记叙了从三皇到五帝的事迹。同时，《三五历纪》也是已知最早记录盘古开天辟地神话的书面文献。《三五历纪》的诞生，标志着系统的中华创世神话主干基本形成，可惜此书未能完整流传下来。

唐代司马贞注解《史记·五帝本纪》时，参考《三五历纪》和魏晋时期《帝王世纪》的相关内容，补写了一篇《三皇本纪》，弥补了《史记》开篇从五帝始而不载三皇的遗憾，强化了以历史文献为载体的三皇五帝谱系的主线，也凸显了神话与历史同构的中华创世神话的叙事特色。

从天地开辟到国家产生的中华创世神话时间谱系

古人对中华创世神话的梳理本质上是他们站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以神话材料构建民族历史的行为，因此他们建构起来的创世神话体系不仅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且具有较强的历史逻辑，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时间谱系。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华创世神话的叙事内容可以被划分为三大主要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华创世神话主要完成了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起源的追溯与解释，盘古神话、女娲神话和西王母神话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先民借助这些神话初步建构起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盘古诞生神话讲述了宇宙的创生过程，盘古化生神话讲述了世界的形成过程，前者与现代科学家提出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后者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理念——天人合一的神话源头；女娲造人神话解释了人类的产生过程，女娲补天神话记录了早期先民与自然灾害的斗争历史，前者表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后者反映了先民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作为最早掌管幽冥的神灵，西王母神话产生于先民对生命长度和生命极限等问题的思考中，西王母从掌管瘟疫之神发展为赐福长生之神，再演变为道教最高女神的神话建构之路，表达了中华先民独特的生死观，寄托了他们对生命的无限热爱，由此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积极向上、努力追求生命质量和生活幸福的中国人。

在第二阶段，中华创世神话主要完成了对早期社会关系的追溯，伏羲神话、神农神话、黄帝神话、嫘祖神话、颛顼神话、帝喾神话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些神话集中表现了早期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方面的创制，如伏羲神话表现了先民在数学、哲学以及婚姻制度方面的探索，神农神话表现了先民在农业耕作技术和疾病预防治疗方面的探索，嫘祖神话表现了先民在养蚕缫丝技术和服饰方面的探索，颛顼神话和帝喾神话表现了先民在天文历法、音乐、军事等方面的探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炎黄神话中表达华夷同源认知的族群融合叙事。一方面，炎黄神话中存在大量诸如北方族群北狄与西方族群犬戎是黄帝后代，西北部族群氐人和南方族群祝融、共工是炎帝后代的叙事，表达了久远的文化认同——华夷同源；另一方面，炎黄联盟先后与蚩尤、刑天展开了争夺联盟领导权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蚩尤、刑天的部族融入了炎黄联盟，成为早期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蚩尤、刑天与黄帝、炎帝一样，都成为华夏之祖与中华民族的共祖。这是战争促进族群融合统一的叙事。上述这些叙事正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神话和文化史根源。

在第三阶段，中华创世神话主要完成了对国家产生过程和国家治理规则的建构，尧舜禹神话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神话。尧神话和舜神话集中探讨了社会治理问题，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针。相传，尧舜执政时期广施仁政，选拔任用贤才，倡导德治和孝悌，关心民生，社会终得大治，成为后世崇尚的太平盛世和大同世界。“尧天舜日”一词就是用来形容二帝执政时期的盛世。尧与舜共同开创的中华道德文明，倡导的以德治国思想，对中华文化和社会有着深远影响。与尧舜的道德楷模叙事不同，大禹首先是一位实干家，是在治理洪水的大工程中脱颖而出的英雄和领导者，因此他既具有权威，又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前者使他下达斩杀防风部落首领这样超越原始习惯法的命令，后者让他做出了打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自治方式，将古华夏划分为九州，并由中央派驻官员管理的决策。这些都为国家的建立做好了准备。当夏启而非大禹按照禅让制原则选择的伯益继任联盟首领，原始民主政体就完成了向专政的国家政体的转变，开启了中华大地进入国家文明的历程。

总的来说，中华创世神话以时间为依据进行的符合历史逻辑的秩序构建，其实就是以神话叙事方式建构的文明起源过程，涉及自然和人类的起源，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道德文明的起源诸多方面，也包括早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中华创世神话没有谱系的错误认知是怎样造成的

一直到明清时期，还有大量历史演义小说、戏曲等广受民众欢迎的文艺形式不断讲述着从盘古开天地到大禹定九州的中华创世神话谱系。比如明代周游撰写了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又名《开辟演义》），从盘古开天辟地写起，到武王伐纣灭商结束，也传承了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创世神话谱系，虽然部分神话情节受到佛教影响，或因小说创作的需要进行了改动，但创世神话的基本线索没有走样。历代皇帝都是中华创世神话谱系的忠心拥护者。乾隆皇帝送给自己80大寿的寿礼就是用一整块新疆玉石雕刻的大禹治水玉山子，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但是，到了近现代，中国独特的创世神话叙事形式——神话与历史同构的散文神话，因为与西方创世神话的主要叙事形式——诗歌体神话，差别过大而遭到了强烈质疑，上述那些显而易见的中华创世神话谱系被忽视了，不少外国学者，甚至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华创世神话没有谱系，甚至中国没有创世神话的错误看法。比如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在《中国神话研究之动向》中称：“中国原本就是神话的不毛之国。……汉族是与神话无缘的民族。”

世界上的文明不止有西方文明一种，各国的创世神话叙事形式也不止有《荷马史诗》那样的诗歌体神话一种。诗歌确实是诸种叙事文体中产生较早的，因为人类的语言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在先民语言还不丰富的时候，字数较少的诗歌就是主要的叙事文体，中国早期神话也在很长时间中依靠诗歌进行传承。比如《吕氏春秋·古乐》记录上古葛天氏部族的祭神场面是：三人手持牛尾，边舞边唱祭神的歌谣，“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虽然不知这些歌谣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其中的主要内容都是神话。这是中国古已有诗歌体神话的证明。但随着先民语言的丰富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神话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传承与建构的重任，诗歌短小的篇幅已经不适合再承担这些功能，于是中国神话的主要形式就由诗歌走向了散文，进而成为民族主体精神建构的重要材料被写入了历史文献中，表现出神话与历史同构的独特形式。而希腊神话，则随着希腊文明的陨落，只能停留在早期诗歌体神话时期。

中华创世神话在数千年中就以神话与历史同构的散文形式存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传承神话的过程中建构起我们独特的宇宙观、世界观、国家观和人生观，这些观念推动中华文明不间断地发展到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今天，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摆脱西方神话窠臼的影响，建构起中国自主的神话知识体系和神话学科体系，以谱系形式重塑中华创世神话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谱系形式重塑中华创世神话的形象，就是重塑中国的文化形象。以谱系形式传播中华创世神话的形象，就是传播中国的文化形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中华创世神话学术研究工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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