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贝特森提出了“元传播”概念。他认为人类的传播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意义明确的言语传播，另一种是意义含蓄的“元传播”。“元传播”的效果依赖于传播双方的关系和对传播所传递的隐喻信息的辨识和相互理解。内容总是被更高的“如何被言说”的超层次关系意义语境化，亦即传播中“关系意义”主导“内容意义”。

“元传播”这种“关于传播的传播”理论揭示出，除了语言符号明确的内容意义之外，还需解读与诠释符号背后的文化意义，以建构能充分理解、和谐沟通的关系。传播的本质在于交往过程和关系建构。强调关系意义与共同体建构的“元传播”对当今全球传播中的意义误读、分裂对抗等国际传播秩序失衡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与补救价值。在理论内涵的拓展层面，“元传播”不仅涉及贝特森等人关注的人际传播，而且已广泛应用于人内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数字传播等诸多领域。

这个新闻传播中的理论也同样可以用来打量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能由此获得新的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言传意会”，具有丰富的“元传播”意涵。无论是对内传播（人与自己的关系）还是对外传播（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认知传播符号背后的意义生成与文化阐释，主张平衡调适传播主体间的关系。交流方成为休戚与共的一体化存在，由此形成层层叠叠的共同体，让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传统文化“元传播”的方式是以己为媒，通过诠释吸纳传统文化经典文字符号的生命意义，破解语言背后的人与自己的关系意义，进行个体内编码，知行合一，以“内省”与“慎独”进入内在的生命意识，建构生命共同体。如《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修养生命与治理社会的无上心法。而发现“惟精惟一”的道心，庄子的方法是“心斋”与“坐忘”，梁漱溟先生称之为精神的“内向超越”。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传统儒家在一体之仁的心性基础之上，建构了自己的伦理观。孔子所言的“仁”，孟子所言德之四端，都在强调感同身受的共情力。儒家从“仁道”出发，认为“一个人对动物受伤害，草木被摧残，都会感觉到不安。这种不安体现了一种宇宙情怀，因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或者说天理就在我的人性之中。”（杜维明）这种“一体性”既是经验世界中人对生命万物的敬畏与尊重，也是超验境界中人对世界的整体感知。儒家的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伦理学是纠正与补充。儒家亦重视个人，但强调个人是处于命运共同体关系中的个人，即强调人类的共生性。

杜维明认为，在人类过去的几百年中，启蒙运动及其构想的人类整体计划发挥了极大作用，财富和权利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对象，由此导致了世俗的人文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过强的欲望以及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等等，而这些都可以通过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来纠偏。精神人文主义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对天敬畏、对地球尊重和爱护，进而建立一种互相信赖的社群，并以天下太平作为文明对话的目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的对话中总结道：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的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传统文化“元传播”的一大体现，就在于既进行格物致知、正心修身的内向传播，又进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向传播，在层层交错中编织共同体网络。己身、人际、社会与自然都以同构的理想化隐喻搭建，促成盘旋往复又浑然天成的“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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