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语文现代化之路

　　拼音是“文化桥梁”

　　今天，世界最通用的 26个字母在为汉字服务。

　　可是起初，这一点曾经备受争议，最为响亮的质疑是：中国泱泱几亿人口，为什么不自创一套字母让外国人来学我们? 20世纪 50年代的中国许多人都这么想，周有光平静地解释道：采用世界最通用的字母，是人类文字发展史的必然趋势，不是个人好恶问题。字母为任何人服务，善于利用，它是无价之宝，不能利用，它就一文不值。

　　今年 9月，台湾开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我问周老：“听说此事是否感到高兴?”老人呵呵地笑了：“台湾搞了个通用拼音，结果呢，通用拼音不通用，而且无意中对台湾产生自我封闭影响。字母是一个文化问题，学术问题，不要和政治混在一起。现在台湾用汉语拼音，彼此一致，大家方便，是件好事。”

　　“语文现代化”这五个字，在语言学家周有光看来，是条“不简单”的路：“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从清朝开始，开头很困难。现在学普通话没人反对了，20年前还有人反对哩。白话文没人反对了，以前也反对得很厉害。汉字简化，也曾有人反对。汉语拼音以前有人反对，现在没有了，手机帮了拼音的忙，大家发短信都用拼音了。”

　　在一个文化基础深厚的民族里，产生一个新的拼音方案殊为不易。从 20世纪初开始，先后有人倡导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皆未普及开，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方案从 1400多种方案里脱颖而出，方才尘埃落定。

　　从《汉语拼音方案》推广之日起，争议与质疑就不曾停歇，有人说：“如果秦始皇采用拼音，中国早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还有人指责方案“毁灭华夏文化”、“数典忘祖”。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周先生却十分理解：“这是传统文化面对外来挑战时必然表现出来的自卫本能”。

　　“汉字是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不可替代。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帮助汉字，做很多汉字不能做的工作，不是代替汉字的。”周老强调说。

　　那么汉语拼音是完美的方案吗?周老认为：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50年了，时间最终证明了拼音这座“文化桥梁”的科学性、实用性。今天，不仅中国需要拼音，外国也需要拼音，拼音属于世界，这架“穿梭机”往来东西，沟通中外。

　　“文明古国要想成为文明‘今’国，不能不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现代化为基础，教育现代化必须做好语文现代化的准备，比如在规范化上我们的语言文字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周老说。

　　我们不会时刻意识到汉语拼音的存在，正因为它的作用无处不在——它是扫盲的“钥匙”，它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它是护照上汉语姓名的拼写法，它是马路上的指路牌，它是电脑、手机中最主要的中文输入法，它在检索、编制盲文和手语、编制工农业产品代号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它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和联合国秘书处确定为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中文的标准……假如把拼音从我们生活中抽走一天，文化交流的桥梁就会坍塌。

　　“半路出家”成专家

　　虽然 49岁才“改行”从事语言学研究，实际上 18岁时周有光就对字母产生兴趣了。

　　1923年，初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发现什么都用英文，连门房讲话都用英语，写文章用打字机了，不用手写了，而英文很方便打字，中文不方便。因为一直对语文有兴趣，上世纪30年代，周有光参加了“方言拉丁化运动”，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鼓励周有光在拉丁化运动刊物里写文章，“他把我的文章集成一本书，给我写了一篇序。现在看起来那些文章都是很幼稚的，不过他给了我鼓励。”讲到这第一本“专著”，周老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后来直至解放前，周有光一直学经济、从事金融工作，并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两年多。解放后，周有光回国在复旦大学教书。

　　“一解放，就要建设现代化国家，但是遇到一个问题，80%是文盲，怎么办呢?”于是，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参加了。

　　“开完会，我要赶快回上海，因为我是复旦大学教授，还是新华银行秘书长，还是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业务处的处长。胡愈之找我来说：“领导决定把你调到‘文改会’来，你不要回去了。我说不行，语文我是业余搞的，是外行。他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为此周总理亲自给上海打电话，让周有光留在北京。

　　当时，由于长久没有统一的注音符号，56个民族有 80多种语言和地区方言，使人们的交流困难重重。制订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迫在眉睫。

　　“我对语文的兴趣是很大的，当时我觉得能在语文上做点工作也很好，就改行了。”1955年起，周有光正式“改行”，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语言学家。而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同时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和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文字改革委员会机构规模不大，可级别很高，国务院直接领导，“优待得不得了，我们要什么资料就有什么，当时非常看重语文改革。有两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拼音化，一个研究汉字简化。我呢，主管拼音化研究室。”周有光说。

　　1958年 2月 11日，历经三年研究起草的《汉语拼音方案》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正式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