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夫曼在为自己的书《我为什么要练琴》签名。 （资料照片）

日前，第12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钢琴大师班在贺绿汀音乐厅落幕，3位国际著名钢琴大师加里·格拉夫曼、罗伯特·麦克唐纳德、威廉·纳波雷轮番授课，并为学生们现场示范。格拉夫曼日前在做客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上时，指出“条条道路通罗马，年轻的天才们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而“因材施教”也正是这位“钢琴伯乐”的育人宗旨。

老师要做的是拓展学生天性

在与田艺苗、张昊辰一起做客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时，格拉夫曼成了众人关注的重点。在柯蒂斯音乐学院任教30多年，格拉夫曼每年亲自带教的学生不过三四个，这其中就包括了3位来自中国的青年钢琴演奏家郎朗、王羽佳和张昊辰。每每来到中国，被问及最多的也是这3位爱徒。格拉夫曼告诉记者，这3个人非常不一样，有各自的特点，并且让他非常自豪的是，“别人不会从这3人的琴声中听出他们师出同门”。

柯蒂斯音乐学院一直坚持精英教育。据格拉夫曼透露，全校一共有160多名学生，7位钢琴教师，学钢琴的只有20人。每年钢琴专业只招3名学生，而申请者多达130人以上，所以，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的都是天资很高的学生，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富有潜力和才华。老师要做的是依据他们自身的性格、经历，在不影响他们自己独特想法的前提下发掘他们的个性，激发出他们对于音乐的不同理解，“技术不是主要的教学内容，而是要启发他们，找到让他们拓展天性的方式”。

格拉夫曼不仅仅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本人也是古典音乐界的传奇人物。出身于音乐世家，7岁考入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被誉为“乐坛神童”，50年后又成为该校校长；17岁起师从钢琴大师霍洛维茨，21岁获得列文特里特音乐大奖，此后30年，在世界各地巡演，每年平均超过100场，在各类独奏或协奏音乐会上演奏过钢琴史上难度最高的作品，并且至今仍然是唯一与美国6大乐团一同录音的钢琴独奏家；1979年，格拉夫曼的右手受伤不能再弹琴，他不得不把职业方向转向音乐教育，并以惊人的毅力专攻左手演奏的曲目，铸就了音乐史上的“左手传奇”。格拉夫曼曾说“格翁失手，焉知非福”，虽然右手的病症使他不得不减少了演出，却为他创造了舞台之外更为辽阔的发展空间。

格拉夫曼得意弟子之一、青年钢琴家张昊辰说起自己的老师，用了“能量非常大的人”这样的语汇。他还说：“老师从不会对不同风格的音乐厚此薄彼，而是对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一种自然流露的欣赏。”

有一定压力和约束是好事

英国《金融时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称中国有5000万孩子在学钢琴，还有5000万人在学习小提琴等其他乐器。在美国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走在中国成都街头的孩子有两类：一类是背着乐器的，显而易见是在学习这门乐器；一类是没背乐器的，那肯定是在学钢琴。

格拉夫曼说，这十几年中国学琴的人数急剧增加，这和中国家长们让孩子学习乐器的意识是分不开的。相比国外有些孩子到15岁才突然发现自己喜爱音乐，他认为中国孩子能在3-5岁的黄金年龄段接触音乐是很棒的事，“即使孩子们一开始不是出于自愿，但也许音乐会伴随他们一生”。

很多中国家庭因为钢琴爆发了激烈的亲子矛盾和冲突，贪玩的孩子不愿意练琴，父母于是就不停地督促甚至打骂。格拉夫曼说，这种“虎妈”式的教育方式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便是在美国，也有严厉的家长。在格拉夫曼看来，“有一定的压力和约束是好事”，他的学生之一、如今功成名就的郎朗，恰恰就是这种严苛教育的成果——年幼的郎朗因为不肯练琴曾被父亲打过，甚至有一次父亲以为郎朗去帮小伙伴伴奏而耽误了练琴，就恐吓他并让其去“跳楼”。

格拉夫曼说，除了在适当的年龄起步，学琴的关键还在于找到适合的方式，有些孩子需要被约束，而有些孩子更适合“放养”，不管怎样，他很高兴看到中国有那么多孩子热爱音乐。在他看来，中国承载着古典音乐未来最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