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艾萨克·斯特恩之子、指挥家大卫·斯特恩来说，没有音乐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

昨天，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评委会主席、艾萨克·斯特恩之子、指挥家大卫·斯特恩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讲述了自己与音乐的不解之缘，表达了在音乐教育上的独到见解。

年轻人最难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问：您曾说过，在当今的社会，年轻的音乐人要将自己的音乐展现在世人面前很不易，可否请您具体谈谈这个问题？以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为年轻人搭建了怎样的平台？您曾说：“只要我们尽力去把它打造成一个不同于一般的比赛，这就是对父亲最好的回报。”那么，到底如何“不同于一般比赛”，它特别在哪里？

答：当今世界，音乐世界发展得比原先快得多，音乐人才需要有准备、运气和天赋的结合。现在的音乐家们所面对的观众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来自不同地域的观众也非常不同，所以，在今天音乐家找到自己的位置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一个音乐家可以弹奏莫扎特的钢琴曲闻名，或者擅长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曲，又或者是“马勒专家”……被贴标签是很容易的，但最难的是找到属于你的声音。

“做好准备”这个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太难了，因为什么事都在飞速发展。过去，当我父亲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回演出的时候，他都至多准备三首协奏曲就够了，而现在的演出每周都换曲目——今天还在亚洲，明天就飞美国，后天身处巴黎……这太疯狂了。也鉴于此，一名音乐家要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变得尤其困难，现在更难有时间去成长。我父亲当初经历很多时间慢慢提携、培养祖克曼他们，真正的艺术家不是“砰”地一声一夜长成的。

这个比赛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是在寻找具有综合音乐素养的音乐家，而不只是技术上的高手。

问：2015年9月到12月在中国珠海、成都有两个国际小提琴大赛，11月青岛有全国青少年比赛，12月中国金钟奖比赛也有小提琴项目……可以说，在中国，音乐高端赛事云集，这样大量、密集的比赛和商演向青年演奏家“扑”来时，他们该如何平衡和选择？我们都知道，指挥大师艾森巴赫是反对比赛的，他曾经说过“比赛埋没掉甚至毁掉的天才，比挖掘出来的还多”，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

答：说实话我本人非常不热衷比赛。因为音乐不是一场竞赛，音乐应当是从心而发的，谁能把心放在天平上去衡量，说“一颗心不如另一颗心”呢？所以你要评判两个全然不同的艺术家是非常困难的。对我来说，比赛最好之处在于给了有才华的年轻人一个展示的平台，比赛于我而言更多地像是一个节日，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评委和选手之间的一种联结方式。年轻的音乐家得到了奖项并不意味着职业的成功，而相反这仅仅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但是通过比赛，年轻音乐家找到了联结他今后职业生涯的道路，也为日后走上音乐道路铺下基石。对年轻的小提琴家始终应当提醒自己：获奖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结果。所以，我不同意艾森巴赫的说法。我不觉得任何音乐家会被比赛“毁掉”，因为比赛是积极的，它提供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展示自己，同时也是一扇通往音乐职业生涯的大门。

“出色音乐家来自中国”不再罕见

问：1979年在那部著名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您和您的父亲、美国音乐泰斗级大师艾萨克·斯特恩一起访问了中国。影片中，您和当今著名大提琴家王健（当时只有10岁的小男孩）结识，当时还是学生的徐惟聆也出现在片中，他们二人如今都是非常成功的音乐家，也是上海赛事的评委会成员。之后，中国出现了郎朗、陈萨等许多青年音乐家，最新消息是上海的小提琴家王之炅将在12月31日登台柏林爱乐大厅与柏林交响乐团合作新年音乐会……请问您如何评价上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中国出现的几代音乐家？

答：啊，见到王健的第一面我记忆犹新。当时的王健就是个可爱的小男孩。他踢足球时伤到了膝盖，所以见到我时他穿着平脚裤，膝盖上贴着“邦迪”。我当时心想：天哪，他真是个可爱的小男孩。当然对我来说，他今天依然是个可爱的小男孩。但当时他表演完就走了，我没有和他合影，再次见到他是在1983年左右，我在读耶鲁大学的时候。

王健从很小就有机会去西方学习音乐知识，加上他自身的天赋，才有了今日这么好的发展。但是对于他这一代音乐家来说，他更多是一个特例而不是一个样板。而之后郎朗等众多出色音乐家的出现，让全球音乐界开始听见中国的声音——“一个出色的音乐家来自中国”这件事不再罕见。观众对艺术家的期待会更高，相应的，比赛难度也会更高些。

“父亲对音乐的信仰影响了我”

问：您的父亲艾萨克·斯特恩对您的影响很大，作为音乐家庭的孩子学习音乐的过程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答：父亲对音乐的信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音乐教会你专注，教会你如何表达自己，教会你与人合作，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你如何倾听。显然成长在音乐家庭对我和我的哥哥、姐姐都影响深远，因为音乐无时无刻不围绕着我们，对我来说没有音乐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音乐是我们和外界所有东西的沟通方式。我的父母觉得成为音乐家对孩子们来说有点困难，所以他们从来不逼迫我们以此为生。而现在很多家庭有这样的问题，父母会逼迫孩子选择这条道路。

重要的是我和哥哥会选择走上这条职业道路都是由我们自己做主。对我们来说，做音乐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出于内心感受。如果被逼迫走上音乐道路，孩子们就没有时间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的内心是怎样的？让孩子成长为一个做音乐的人，前提在于先学会做一个正真的“人”，然后再是音乐家。要教会他们遵从内心，否则他们绝不可能成为出色的音乐家。

上海对于推动古典音乐发挥着重要作用

问：相比外国家长对孩子职业选择的宽容度，您怎么看很多中国式“虎妈”在教育孩子时做出的很多近乎疯狂的行为，对中国音乐教育有什么建议吗？

答：我能感受到现在中国的音乐教育比以前改善很多，去西方深造的中国音乐家水平也比之前高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留学的学生用的乐器都很简陋，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中国学生去西方留学，而现在也有不少外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像上海乐队学院中就有从美国来上海学习的，这种现象在二三十年前是无从想象的。比如上海交响乐团过去有几位国外演奏员，但现在也有一些在欧美发展的上海籍演奏员经常会回到这座城市，回到本地乐团来帮忙，他们不是以西方音乐人的身份，而是以上海本地音乐家的身份回来，这非常棒！这也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对于推动古典音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汇报记者 邢晓芳 周敏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