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童薇菁

“汉字简化后，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聖不能听也不能说”,同样是一个“爱”字，一说贬其内涵降级、美学凋零。而换一种解读，则为简化字“洗白”。发酵于互联网的这场文字游戏，反映了当下人们对繁简字体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为简体字正名的上述驳论的作者赵皓阳，在“知乎”与“豆瓣”上发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反对复兴繁体字”的考据帖。他代表了其中的一种声音——“我们是不是误读了简体字？是不是过度解读了繁体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所谓简体字“爱”，早在北魏和隋朝的碑刻里就有与今天相近的“无心”的写法，而且早在民国教育已普遍使用。从古至今，汉字由繁趋简的基本变化方向，本身是由文字的工具性特点决定的，也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做的调整。

简体字代表文化的退步？

把“愛”简写成“爱”，的确没了“心”。简化字的第一宗罪，就是被人直指“文化内涵上的缺失”。然而，主观的判断并不能掩盖认识的不足。郭永秉认为，这种将字形、部首与涵义、外延简单联系起来解字的方法，“恐怕是没有经过客观的分析与考据。”

以“弃”字为例，郭永秉说，“棄”字在早期古文字中就有“棄”和“弃”两种繁简不同的写法。前一种繁体的写法，是两手将放在簸箕一类器物中的小孩子丢弃，后一个简化的写法，就是两手直接将小孩子丢弃。“简化的过程就是少了一个簸箕。一个簸箕能承载多少文化內涵？”郭永秉说，“如果承载了文化信息，为什么战国时期东方的一些国家，都不使用那种繁体写法，而直接使用与如今的简体字一脉相承的简化形式呢？”语言文字研究者认为，比一个字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更珍贵的，是一个字的演变历程。

简繁共生共用，古已有之

如今人们常用的简体字“爱”，是1956年中国《汉字简化法案》推行的改革首创吗？在赵皓阳的“考据帖”中，深挖出了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前赤壁赋》里留下的相近字。郭永秉也认为，“爱”这个简化字的渊源远超人们的普遍认知，甚至早在隋代和北魏的碑刻里，就有与今天相近的“无心”的写法。

这些今天约定俗成的简体字，许多却是文字界的化石。例如“灯”与“燈”，始见于古代字书与韵书中，“灯”本来是与“燈”不同的另一个字，意义为火或火烈。到了元代，通俗文学抄本和刻本《京本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十种》《全相三国志平话》等都不约而同地以“灯”代“燈”。

现代所使用的简化字，许多是历史上曾经在各种时段、各种场合使用过的。据《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记载，现代简化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历代的“俗字”和“手头字”，即历代简体字；有一些来自于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竟还是“古本字”，比它们的繁体的“资格”还要老。

事实上，现存的许多古文物中都可以见到简体字的身影。有的字甚至出现在几千年前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如“虫从云气众”；《说文解字》保留的战国古文中也有“尔无礼”等。

有专家认为，从古至今，汉字形体的演变是一个简化与繁化并存的过程。由繁趋简的基本变化方向，本身是由文字的工具性特点决定的。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在赠给黄宗羲的诗注中云：“自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这个“俗字”便是当时有所简化的汉字。

研究者更关注简体字“进化”中的问题

“记得李学勤先生说过，他们小时候学写字时，老师所教授的就是简化的‘爱’字，可见简体字在民国教育中早已普遍使用。”郭永秉说，很多有学问的人，反而不遗余力地去推动文字改革，简化汉字。即便是繁体字，在学术研究的一般情况下，也并不是一定必须的。裘锡圭先生所著《文字学概要》，也只在说明文字演变需要的时候才保留繁体字，其余一概用简体。如果说不可替代，只有在古籍整理出版、金石篆刻、书法艺术和文史学术研究等方面，有必要的时候。

相比于“繁简之争”，汉语言文字研究者更关注的是简体字的“进化”。“汉字简化存在的问题很多，特别是音同音近的‘一对多’的替代、简化字破坏汉字部件表音表意作用、为了简化字形打乱文字系统性等，造成了许多问题和麻烦，这些都是简化字的弊病。”郭永秉认为，如今攻击简化字的人，却很少去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问题，而是空洞地停留在传统文化的保留、道德争论等方面，这些都是对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并没有深刻透彻理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