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是北京人艺的首任院长，北京人艺是新中国第一个排演《雷雨》的剧院。几十年来，《雷雨》被无数次搬上舞台，并且历经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上图为1954年，北京人艺排演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版《雷雨》。夏淳担任导演，郑榕饰演周朴园，朱琳饰演鲁侍萍。

李健鸣

我们希望人艺的艺术家们明白，要让自己心爱的剧团永远成为中国话剧的第一殿堂，就必须要让自己的经典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联手同时代的观众。

前一阵，因北京人艺的《雷雨》遭到大学生观众的“哄笑”而引起的争论可谓是热闹了一阵，可惜的是本来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辩论无果而散。对自我魅力深信不疑的人艺来说，观众的这一反应如同雷击，为了自我保护，不得不用架起避雷针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用玷污经典的大旗吓退潜在的反对派，以结束这一令人尴尬的场面。也许，人艺真的是错过了一次进步的机会，因为最好的剧院都会面临因社会变化带来的危机，而直面危机也许是自我反省和危机公关的极佳机会。

记得当时我是从微信上得知这一信息的，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哈哈大笑。尽管几乎二十年前我就预料到观众有一天看这部戏时会产生“笑话感”，但真出现了，颇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必须郑重声明的是，我的笑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而是一种对社会进步的认同，那是一种让人心满意足的会心一笑。

这一信息勾起了我许多回忆。最早的回忆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刚到西柏林的我最热衷于看话剧和看电影，特别是观看那些早闻其大名，却从没见过庐山真面目的作品。西柏林有一些小影院，专门放一些老电影，那里就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有一天，我去看《乱世佳人》，初中时我就看过原作《飘》，极其欣赏郝思嘉的性格并对她的命运充满了同情。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影片放映过程中，观众席中不断爆发一阵阵哄笑声，观众对郝思嘉的爱情和坎坷的命运根本不屑一顾。观众的笑声也破坏了我观影的气氛，当我走出影院时，内心只有一种乱哄哄的感觉。过了好久，我才了解西柏林的观众对好莱坞的爱情片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爱情模式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欺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并不是幻觉，而是不断经历抗争、退让和妥协的产物，爱情只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实生活远比好莱坞电影更残酷和更无情。多年后，当我在柏林电影节上观看美国参赛电影《走出非洲》时，观众席中发出的一片片嘘声就不再让我吃惊了，我终于明白欧洲一部分观众是拒绝一切不真实和制造幻觉的作品的，在他们看来，这和艺术完全没有关系。

如今，西柏林影院的笑声传到了我们的剧院，引起了不满、愤怒，当然还有认同。我则属于后者，因为多年前看过的《雷雨》在我的记忆中，是一部让人不舒服的作品。不仅演员的表演多少有点夸张，而且整个舞台的呈现也非常守旧。

人艺的一些经典作品和《雷雨》一样，几乎都是几十年不变，这种古董式的演出既是这座赫赫有名的大剧院的看家本领，又是这一剧院潜在的危险。那么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呢？依我看来，人艺必须认真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对经典作品应如何演绎和呈现？二是对审美的理解。

多年来人艺始终相信，他们在舞台上所创作的就是“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任何超越这一版本的演出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玷污。且不说他们的人物塑造是不是足够典型，就从他们对原始版本的如此自恋，也足以说明他们的狭隘。按照他们的逻辑，每一个剧本就只能拥有唯一的舞台演出版本，否则就是对作品的不敬。他们忘了，剧作只是二度创作者的素材，二度创作的秘密就是艺术家要用自己的思想来填满作品的空隙，挖掘更深的内容，并让作品有一个新的升华。有一百场哈姆雷特的演出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正是这样的发展才永恒保留了莎士比亚的魅力。

作为人艺的经典之作，《雷雨》当然也理应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这不仅是因为在传统的演出中，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保留经典的唯一途径。在现有的人艺版本中，人物的演绎可谓单一和简单，例如对四凤的演绎。四凤基本上就是“天真和纯洁”的化身，似乎没有沾染一点社会生活的习气，几乎是“不食人间烟火”，只为了爱情而生。我不信，在这样一个家庭（母亲坎坷的经历和父亲世故的人生哲学）长大的孩子，在这么一个充满危机的大家庭工作多年的年轻女子会永远保持儿童般的天真。这违背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此外，《雷雨》中的其他女性角色也还有很多挖掘之处，现在的舞台呈现几乎都还没有触及。当然，人物现在诵读台词的方式也比较成问题。我们只要试想一下，如果现在电影里的对白犹如上世纪30年代电影中说话的方式，会出现什么效果呢？除非是要拍喜剧片，否则没有导演敢这么做。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在审美上出现的变化可谓有目共睹，不仅出现了审美的多样化，而且个性化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日常生活中是如此，在艺术文化的需求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果说，自然主义的表现方式，如雷声大作，尚还能吸引一部分老年观众，对在电脑中体验过无数冒险游戏的年轻观众来说，这样的操作小菜一碟不说，还会造成可笑的效果。一言以蔽之：在这个飞速变化的年代，话剧人应不断地用新的想法，包括现代心理学的常识去审视一部经典作品的人物，从当代人的审美出发构建作品，这才是创造性劳动的开始，缺少这一步，作品就会流入俗套，就不可能赢得新的观众。

应该说，北京人艺的《雷雨》引起的这场小风波并不是什么丢脸的坏事，更不是证明如今大学生的退步，而是一场与雷声相伴的及时雨。当晴空再现时，我们希望人艺的艺术家们明白，要让自己心爱的剧团永远成为中国话剧的第一殿堂，就必须要让自己的经典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联手同时代的观众，才能把哄笑变成历史，而不是让哄笑像绕梁三日的哀号那样，令一些艺术家费解、困惑甚至愤怒了。

(作者为翻译家、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