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家吴友如《申江胜景图说》中的“中国戏园”

谭鑫培最后一次上海演出所在地新舞台

1919年,梁启超在湖广会馆为父做寿，请谭鑫培唱堂会，谭鑫培唱了《一捧雪》。梁启超为表感谢，在谭鑫培的剧照上题诗:“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如今老矣偶玩世，尚有俊响吹埃尘。菰雨芦风晚来急，五湖深处一烟笠。何限人间买丝人，枉向场中费歌泣。”

④谭鑫培便装照(本版照片选自资料)

图为清代沈容圃绘制的《同光十三绝》画像。梅兰芳先生当时以重金自北平《三六九画报》负责人朱复昌手中购下此画，捐给了国家，现藏中国艺术博物馆。图中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郝兰田、张胜奎、梅巧铃、刘赶三、余紫云、程长庚、徐小春、时小福、杨鸣玉、卢胜奎、朱莲芬、谭鑫培、杨月楼。

刘世军

程长庚被京剧界尊为“圣”。谭鑫培既为“长庚之后一人而已”，故被尊为“亚圣”，且曾有两个重要头衔表征其显贵之社会地位，一个是“内廷供奉”，一个是“伶界大王”，前者受之于“朝廷”，后者得之于上海。“内廷供奉”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徒留名衔，“伶界大王”却成为了一顶永久的桂冠。谭鑫培曾孙、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曾如此说道:“谭派艺术的发展与上海密不可分，我们谭家和这个‘戏曲大码头，有着不解之缘”，实为肺腑之言!

六次沪上行，奠定“伶界大王”美誉

谭鑫培生前曾六次来沪演出，这一点没有太多异议。周剑云的　《谭鑫培南来沪上演出之回溯》　(见　《谭鑫培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较为详细记述了谭鑫培六次来沪演出概况，“小叫天初次来沪在清光绪五年己卯，系受盛军小班翟善之所开全桂茶园之聘，偕青衣孙彩珠南下，时叫天三十三岁　(近人指叫天第一次南来，隶李金鳌所开之金桂，大误)　……第二次来沪，为光绪十年　(1884)　甲申八月……第三次来沪时为光绪二十七年　(1901)　辛丑六月……第四次来沪，时在清宣统二年(1910)　己酉……第五次来沪，时民国元年　(1912)　壬子……第六次来沪，时民国四年　(1915)　乙卯夏末秋初。”《立言画刊》　(1938－1939第七期)　所登小织帘馆主的　《谭叫天之一生》　以及　《清代伶官传》　中关于谭金培　(谭鑫培)　六次来沪记述，时间完全一致，内容大致相同。以上记载虽嫌简单，但影响甚大，京剧研究者普遍将此作为权威可靠资料引用。笔者在查阅　《申报》　有关谭鑫培来沪演出的记载时发现，上述谭鑫培第一次(1879)、第四次　(1910)　来沪的有关记述颇多错讹。

据宋学琦先生整理的　《谭鑫培艺术年表》　(见　《谭鑫培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记载，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上半年，谭鑫培在乡间科班执教，下半年回京，仍搭三庆班。9月4日、5日　(农历七月十八、十九)　两日，三庆班应石宅堂会，谭鑫培演出　《伐东吴》、《一门忠烈》、《定军山》、《状元谱》、《御碑亭》等。是年，谭鑫培初次赴上海演出。应上海金桂园之邀，同去的有孙彩珠等。

谭鑫培演出五十余日，所演各剧，文武昆乱俱全。……但是知音者稀，遂怏怏返京。谭鑫培在沪受到了孙小六　(孙春恒)　的指点帮助，对他在艺术上的启发很大”。周传家所著　《谭鑫培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也采用了同样观点。还有著名专家提出“谭鑫培第一次到上海是在光绪五年即1879年，随行旦角叫孙彩珠，先在全桂茶园，后在大观茶园，历时半年，所演戏60余出……”的说法。

第一次来沪演出，文武昆乱俱全

谭鑫培第一次来沪演出，《申报》有详细记载。《申报》1879年1月16日　(戊寅12月24日)　第六页所登“金桂茶园戏目”广告中预告，“新正初二日开演，特请新到京部谭鑫培、孙彩珠等”。《申报》1879年1月27日　(己卯正月初六)　第六页金桂茶园戏目广告显示，谭鑫培新正月初六日戏演　《群英会》，夜戏　《探庄》，初七、初八又分别演出　《卖马》、《镇潭州》、《状元谱》、《罗四虎》。从1879年1月　30日　(正月初九)　开始，谭鑫培以小叫天艺名在金桂茶园挂牌，1月30日日戏　《双沙河》，夜戏　《一捧雪》，在金桂茶园一直演至1879年10月27日　(己卯九月十三)　以　《定军山》　谢幕。从1879年11月17日开始，又转到大观茶园仍以小叫天挂牌演出，一直到1880年5月18日　(光绪六年庚辰四月初十)　结束，最后演的是　《状元谱》。初步统计，从1879年1月27日到1880年5月18日，谭鑫培此次在沪演出时间长达1年4个月，演出剧目70多出，曾多次演出　《洪羊洞》、《秦琼卖马》、《乌盆记》、《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战太平》、《二进宫》、《捉放曹》、《四郎探母》、《三娘教子》、《琼林宴》、《桑园寄子》、《桑园会》　等经典剧目。

以上查考显示，谭鑫培第一次来沪“演出五十余日”、“历时半年”，以及“上半年，谭鑫培在乡间科班执教，下半年回京”等说法均缺乏一手材料的支撑，应为错讹之传。《申报》　记载，1879年9月4日、5日　(农历七月十八、十九)，谭鑫培在上海金桂茶园分别演出了　《六部大审》、《乌盆记》、《凤鸣关》，故“谭鑫培艺术年表”所记载“9月4日、5日　(农历七月十八、十九)　两日，三庆班应石宅堂会，谭鑫培演出　《伐东吴》、《一门忠烈》、《定军山》、《状元谱》、《御碑亭》　等”亦不可能。京剧研究专家们还认为，谭鑫培第一次在沪上演出，基本上是不太成功的，所谓尽管“文武昆乱俱全”，“但知音者稀，遂怏怏返京”。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也大可推敲。常识告诉我们，对于初次闯荡上海滩进行“首秀”演出的谭鑫培而言，如果真的是既“不叫座”又“不叫好”，他的“上海首秀季”不可能长达1年4个月。更进一步说，如果确实是“知音者稀”，那么也不会在他离沪返京时出现“伶界中送行者有三百余人”(见周剑云的　《谭鑫培南来沪上演出之回溯》)　之盛况，即使今天那些世界级演艺大腕，恐怕也少有这份殊荣。

至于京剧研究者们所絮说的谭鑫培此次来沪，因与孙小六　(孙春恒)同台，在唱腔上得到其点拨，老生戏大大开窍，回京后得到大老板　(程长庚)　的认可赞许云云，笔者更愿将此看作是一段梨园戏说。刘菊婵先生《谭鑫培全集》　(上海戏报社，1940年　10月)　中　《谭鑫培之略历》　曾有如下记述:“光绪五年，首次赴沪，搭某茶园，改唱老生，维时该园有孙小六儿者　(即孙春恒)，方以倒仓失去叫座能力……日夜在寓就其嗓音，研究新腔新调以求其适合……出台时得心应手，顾曲家颇觉耳音一换，向之厌弃之者，反从而赞美，鑫培与之同台，闻其音讶其出己上，就进而作有道之究正，于是尽得其指授，熟悉于心。光绪七年回京后，仍搭三庆班，虽有所得，然有长庚在前，未敢自炫，仍以武生资格，唱前三出戏，长庚见其回不犹人，遂收为徒，尽以衣钵传之……”尽管　《中国京剧百科全书》　认为，该专著系研究谭鑫培之权威著作，但仔细分析，以上一段记述，亦存在明显硬伤。因为谭鑫培此次演出先后是在金桂茶园和大观茶园，而同期孙春恒先后在丹桂茶园和天仙茶园演出，二人从未同台;二是谭鑫培回京时间应为光绪六年　(1880年)4月　以后，程长庚已经去世(1880年1月24日去世)，不可能再当面对谭鑫培在沪的“艺术进步”有什么评论了。如果是“光绪七年春”才回京的话，那谭鑫培就更不可能见到大老板　(程长庚)　了，所谓长庚“遂收为徒，尽以衣钵传之”当然属子虚乌有之说。翻阅当年　(1879年)《申报》　所刊各戏园广告，我们不难发现，金桂茶园挂牌的谭鑫培　(小叫天)　和大观茶园挂牌的孙菊仙在众多艺员名录中，占格最大、一目了然。孙菊仙离开大观茶园后，谭鑫培又在大观茶园挂牌演出4个多月。随后在北京舞台上“互唱大轴”的这两位老生“双雄”，想必在1879年的上海舞台上演的“奇双会”，一定精彩绝伦。上海这个戏曲大码头为谭鑫培的艺术人生提供了新的可能，其艺术青春之花朵也正是在这里实现了第一次真正的绽放。

第四次来沪，拿手好戏如日中天

关于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的时间，宋学琦先生所编　《谭鑫培艺术年表》　的记载是:“1910年　(宣统二年，庚戌)　……12月26日，谭鑫培第四次赴沪演出，首日出台。唱　《空城计》。12月27日，谭鑫培在上海丹桂演出　《乌盆记》。以后相继演出　《天堂州》　《黑水国》　……等戏。挨次而下。然卖座不佳，惟两次　《琼林宴》，因传其踢鞋一跃能落在头上，故卖满座。谭鑫培在沪期间，于百代公司灌《卖马》、《洪羊洞》　等唱片。操琴者为梅雨田，鼓师为李五。11月20日，谭鑫培趁津浦车北返。”(见戴淑娟等编　《谭鑫培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这段记载显示，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时间为12月26日，离沪北返时间为11月20日，显然是错误的。周传家先生的　《谭鑫培传》所附的宋学琦所编　《谭鑫培艺术年表》，对谭鑫培第四次赴沪演出修正为“10月26日，第四次赴沪演出，首日出台，唱　《空城计》　……10月27日，在上海丹桂演出　《乌盆记》　……11月20日，乘津浦车北返”。这样修正后，在时间逻辑上似乎不存在问题了。其实，以上关于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的记载年份有错，而后面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则不加深究、以讹传讹。唯独罗亮生著、李名正整理的　《谭鑫培六到上海》　(见　《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一期，1986年3月30日)　一文中记述为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是在宣统元年　(1909年)　的秋天，时老谭年六十三岁”，但引用者寥寥。

《申报》　相关记录显示，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时间应为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而不是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1909年11月12日　(宣统元年己酉九月三十日)　《申报》　第一张第七班刊登新舞台“内廷供奉谭小叫天”来沪演出的大幅广告如此写道:“小叫天名满天下，为中国伶界最著名之人，此次来沪到本舞台串演数日，九月二十四日在京起行，到津小作句留，即日南下，特此预白”。此条广告持续刊登至11月20日。1909年11月21日　(己酉十月九日)　《申报》　第一张第七版新舞台广告称，“内廷供奉谭小叫天，现已到沪，择吉登台”。此条广告持续刊登至12月7日　(己酉十月二十五日　)。1909年12月8日　(己酉十月二十六日)　《申报》　第一张第七版刊登商办新舞台广告，“著名艺员、内廷供奉谭小叫天登台，十月念六夜特烦全本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从12月9日　(己酉十月二十七日)开始，挨次在新舞台演出全本　《乌盆记》、全本　《秦琼卖马》、全本　《桑园寄子》、全本　《群英会》、全本《天雷报》　《状元谱》、全本　《八大锤》、《讨鱼税带杀家》、《黄金台带盘关》、全本　《打棍出箱》、《取定军山》、《阳平关》、《战对山》、全本　《翠屏山》、《朱砂痣》、《搜孤救孤》、全本　《洪羊洞》、全本《李陵碑》、全本　《打棍出箱》、全本《取帅印》。以上足以表明，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不是1910年，而应是1909年，演出剧场不是在“丹桂”，而是商办“新舞台”。“趁津浦车北返”也不一定靠谱，因为1909年津浦铁路可能还没有贯通。1910年4月20日　《申报》　第一张第八版刊登“百代公司即是博德洋行，谭鑫培即小叫天唱片到申”的广告。根据当年百代唱片要送回法国制作再到上海销售的实际情况，笔者更愿意相信谭鑫培是1909年第四次来沪演出期间，即“在沪期间，于百代公司灌　《卖马》、《洪羊洞》　等唱片”，而不是有关研究所说的1909年下半年，百代公司把录音设备弄到北京，第一次给谭鑫培灌制　《卖马》、《洪羊洞》　等唱片。

正如　《申报》　广告宣传的那样，内廷供奉谭鑫培第四次来沪演出时，已是如日中天的中国最优等艺员，20天所演剧目，均为谭氏最拿手之好戏，此次沪上之行，当然不应是一次所谓的平淡之旅。否则，沪上戏迷也不可能在谭鑫培1912年第五次来沪时，将“伶界大王”桂冠加冕于他。1912年11月14日　《申报》　第十版，曾言谈戏一文记录，作者与谭鑫培在来沪的船上畅谈，至夜间谭鑫培精神愈旺，在谈了大老板(程长庚)　的好处、杨月楼、孙菊仙之短处后对金秀山说:“尔我唱戏在十余年前已脍炙人口矣”。其艺术之自信可见一斑。朱书坤所编　《谭鑫培———“十三绝”传略之二》　(见戴淑娟等编　《谭鑫培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对谭的艺术有如此评论:“喻之于诗，必集唐宋各家法度而熟之，譬之于字，必取汉晋前贤碑帖而读之，简练揣摩，使得大就，程王诸伶，韩杜诗篇，钟王名迹也”。

上海火了全国火

伶界有大王，自谭鑫培始，也至谭鑫培止。“要在北京火，先去上海火，上海火了全国火”，这是中国京剧辉煌时代，游走在京沪两地的伶人艺员演绎的舞台“双城记”。如果把这种奇特的现象称之为一种“京剧地理学”，谭鑫培的“六次沪上行”当然可谓是开篇和奠基。这位堪称京剧艺术活化石的真正王者，其开创的谭派艺术，具有对抗时间的力量，其在京剧舞台上留下的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艺术容貌，至今依然闪耀光芒。

梅兰芳先生在　《舞台生涯四十年》中曾这样说道:“在我的心目中谭鑫培、杨小楼的艺术境界，我自己没有适当的话来说，我借用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　里面的话，我觉得更恰到些。他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谭、杨二位的戏确实到了这个份，我认为谭、杨的表演显示着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谭鑫培、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这段看似平实无华的文字，确是对谭鑫培艺术成就的最高评价。谭鑫培不只属于他的时代，而且属于整个京剧。我们从他的声腔和舞台形象中享受到的艺术愉悦是永久的，我们对他的研究应该持有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