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

法国电影《基督山伯爵》剧照

《三个火枪手》剧照 本版照片为资料图片

今年12月5日是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仲马逝世145周年的日子。他生前建造的基督山伯爵城堡今年正在进行翻修，并因此向文化遗产基金会进行公共募捐。

在法国历史上，仲马这个曾经属于黑奴的生僻姓氏，却创造了一家三代、一门三杰的罕见传奇。其中承上启下的大仲马，以一支笔留下了400卷左右的戏剧、小说，塑造了3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人物。同时他继承了父亲仲马将军的共和遗志及其军人的血性，在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推翻七月王朝革命、加里波第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征战中，他提枪上阵，冲在第一线。他的作品300多次被各国搬上银幕，《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小说被全世界无数次翻译出版，至今还在不断延续着。

和同辈作家相比，大仲马的作品尤其是通过报纸连载的方式发表的小说，大多通俗而且畅销，加上他那张扬不羁的个性和被贴在身上的文学家、军人、旅行家、吃货、情种等等标签，实在不入“正统文学”的法眼。即便在2002年由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主持，成为第六位进入法国最高荣誉的先贤祠的作家，关于他的毁誉，依然不曾停止。

选择了黑奴姓氏，意味着从贫民开始奋斗

仲马这个姓氏，原属于中美洲圣多明各岛上的黑人。1760年，当过炮兵上校和总军需官的安托万·亚历山大·达维·德·拉帕耶特利侯爵，从诺曼底漂洋过海来到这个法属殖民地。他雇了几个黑奴，种植咖啡和甘蔗，其中有一个名叫瑟赛特·仲马的黑人女奴。1762年3月27日，瑟赛特·仲马生下了她与侯爵的私生子，起名叫托马·亚历山大。18岁时，托马随父返回法国，毅然从军。临行前，他决定放弃父亲世袭的贵族身份，而以母亲的姓氏加入龙骑兵。贵族拉帕耶特利至此终止，仲马一门的传奇，拉开了序幕。

1792年11月28日，已经是骑兵中校的托马与玛丽·路易丝·拉布莱——维莱尔·科特莱城国民自卫军指挥官的女儿成婚。1802年，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仲马出生，这就是未来的作家大仲马。

凭战功赫赫升为拿破仑帐前骑兵司令的托马，因对拿破仑的野心产生抵触而遭排挤；后又被敌方奥地利打入牢狱。当他历经艰辛回到法国时，拿破仑已开始了独裁统治，而他也不复昔日指挥三军时的那个大力战神。自知病不久矣，他抱着3岁的儿子来到巴黎，遍寻老友托孤，但世态炎凉，失望而归，不久就去世了。很久以后，大仲马还记得，那天晚上表姐告诉他说父亲被上帝带走了，而他的反应就是拿起父亲的枪要去跟上帝决战。关于父亲的英雄气概和悲剧的终结的记忆是如此深刻，影响了他一生的政治态度和文学创作。

在法国大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他都和人民战斗在一起

昔日那个不驯服的仲马将军死了，拿破仑竟然拒绝给他的孤儿寡妇以任何抚恤。大仲马在维莱尔·科特莱城长大，他所受的教育中，最多的部分来自母亲对他讲述的父亲的英勇事迹。他对正规的教育没有兴趣，除了书法，因为听说拿破仑手下的军官经常由于认不清拿破仑那难以辨认的笔迹而贻误军机。他对剑术、枪法倒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胆量也大得惊人。13岁的时候就曾给关在监狱里的共和派军人，偷偷送去枪弹。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后，波旁王朝复辟，共和派遭到无情镇压，很多大人物也因此归顺了波旁王朝。仲马的祖父达维·德·拉帕耶特利侯爵曾经为路易十六效命，如果恢复这个姓氏就会有锦绣前程；而父亲仲马是共和国的将军，用这个姓氏只会使他到处碰壁。对少年大仲马而言，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父亲一边。

选择了仲马这个姓氏，意味着人生将不会平坦。当他21岁闯荡巴黎时，身无分文，母亲只得变卖了家中所有。靠着能写一手好字，他在同情共和派的奥尔良公爵府上谋到了一个抄抄写写的职位，更幸运的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的良师益友拉萨涅，帮助他制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1825年，大仲马参加了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行列。1828年，他的五幕诗体正剧《克里斯蒂娜》完成了。1829年，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问世，雨果和众多的浪漫派作家前往剧场观赏，并认为这是浪漫派的一个不小的胜利。1830年《克里斯蒂娜》上演成功。

就在大仲马以戏剧为事业步步上升的时候，“七月革命”爆发了。大仲马立刻弃笔扛枪投入这场推翻波旁王朝的战斗，他以打猎的服装权充军装，每个衣袋里都塞满了子弹，配有背带的步枪一刻也不离身边。他充当街头指挥官，带着起义的群众筑起街垒，冒着枪林弹雨身先士卒冲入波旁王朝最后的堡垒士伊勒里宫。他还毛遂自荐，只带了一个年轻人长途奔袭，从苏瓦松的皇家弹药库里，替驻守巴黎市政厅的工人武装队搞来了3500公斤弹药。看到三色旗在巴黎圣母院和市政厅的上空高高飘扬，他为自己正在完成先父仲马将军的未竟事业而深感自豪！他丢下了手中的笔，加入了国民自卫军的炮兵部队，并被推选为副连长，军衔上尉。

然而遗憾的是，革命并未成功，他的老东家奥尔良公爵现在成了路易·菲力普国王。路易·菲力普对共和主义者的步步进逼，使仲马心头的愤懑有增无减。他公开发表了给老东家的辞职信，七月革命的斗士与七月革命成果的篡夺者，就这样不可挽回地决裂了。

在大仲马的一生中，对共和的追求从不曾动摇。到1848年法国爆发反对金融贵族政权的民主、民族革命时，已经在文坛声明赫赫的大仲马又身着戎装，带兵进攻巴黎。每当清晨来临之际，他把自己编辑印刷的报纸分发给市民们，宣传自己的共和思想。在巴士底狱广场，他和群众一起高唱《马赛曲》，焚烧了逃跑的路易·菲利普的王座。他在自己的历史剧院门前栽了一棵象征革命成功的“自由之树”，并且派出剧院的交响乐队为狂欢的人群演奏……

回首数十年的政治历程，仲马可以自豪地说，从复辟初年冒险入狱援助被囚的共和将领到1830年七月革命，从1832年六月起义到1848年二月革命，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都和人民战斗在一起，他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他说：“历史是墙上的一枚钉子，用来悬挂我的小说”

纵观作为文学家的大仲马的成就，一是成为浪漫主义戏剧的开路先锋，二是留下了150部300本的通俗的历史叙事小说。《红屋骑士》、《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黑郁金香》、《玛戈王后》、《侠盗罗宾汉》……他的这些历经百年依然在畅销着的作品，大多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叙述的对象，却在其中加入大胆的虚构和想象，让虚构的英雄在真实的广阔的历史事件中活动。他曾说：“历史是墙上的一枚钉子，用来悬挂我的小说。”

马赛市图书馆的一张卡片证明，大仲马曾在1843年从该馆借走《国王第一火枪队副队官达塔尼昂回忆录》一部，而且再未归还——《三个火枪手》中的达塔尼昂及其三伙伴，都是曾经真实生活在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朝代和权倾朝野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掌权这一时期。大仲马借用了他们的名字，又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他把达塔尼昂及其三伙伴改成来自法国四个方向的好朋友，通过他们构成了整个法兰西的缩影；他让他们提前大约15年加入国王的火枪队，让他们呈现出了那个年代里真实的历史和民间流传的野史。

《基督山伯爵》也是来自真实的事件。当时出版商和大仲马签了个合同，要求他写一部8卷本的关于当下巴黎的长篇小说。大仲马想起了早年读过一本《从巴黎警察局路易十四时代至今的档案中摘录的回忆录》，作者雅克·波歇是巴黎警察局的档案管理员，退休后将在职期间摘抄的大量案情笔记加以整理，遂成这部6卷本的巨著。引起大仲马特别兴趣的那段记载，出自该书第5卷中题为《金刚石和复仇》的一章，说的是巴黎一个制鞋工人将要结婚时，被嫉妒他的朋友诬告而入狱七年，出狱后得到一个米兰教士的照顾，并在教士死后获得了一个秘密宝藏，然后他化装回到巴黎复仇，最后自己也被人杀死。大仲马将这个故事改头换面为一个正义的复仇故事，并在主人公身上融入了自己的个性：豪爽、执着、聪慧、善良，爱恨分明。他还借用了马赛港外大海上的伊夫堡监狱，将曾经关押在那里的葡萄牙牧师法利亚长老变身为意大利主教、民族英雄，是主人公在地牢里的启蒙导师和指路明灯……主人公的名字基督山伯爵，则是大仲马当年游历地中海上拿破仑流放地爱尔巴岛时，望见的一块圆锥状、足有二三百公尺高的岩石，这个耸出海面的岩石就是基督山，它见证过拿破仑绝望中的奋斗……至于真实的冤案制造者，大仲马也将他们改头换面为金融、政治、司法界的显贵，从而把基督山伯爵对他们的惩罚升格为受压迫的下层人民对反动统治集团采取的实现社会正义的行动。

大仲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统帅着一个“大仲马写作车间”

2010年，法国上映了一部电影《另一个大仲马》，揭开了尘封多年的往事：高产的大仲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边还有以奥古斯特·马凯为代表的一群写作者，组成了一个“大仲马写作车间”。

大仲马生前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连雨果和巴尔扎克加起来也无法与他持平。在他名声日隆的时候，他所遭遇的攻击，除了对他的一半贵族、一半黑奴的血统的恶意诋毁，就是对他雇佣代笔的质疑。

1844年，一个名叫欧仁·德·米尔库的人上书作家协会和各个报社，撕开了“大仲马用代笔”的口水仗。他曾经毛遂自荐要为大仲马效劳，并向大仲马提供一个素材，声称可以做成一件“大买卖”，但大仲马没有采纳。现在他成了一个与大仲马宣战的、坚决反对“写作车间”的勇士。尽管他四处投书，但各报社似乎对此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都急等着大仲马的连载提升销量，更何况当初大仲马要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上马凯的名字时，最激烈反对的也是报社、出版社的商人，他们甚至拿出了加一个作者名字就减少一半稿酬的合同。而大仲马本人对此也渐渐觉得理所当然。不过，在合同里，大仲马总要答应让不具名的合作者多分一点稿酬。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作家有不具名的合作者并不稀奇，巴尔扎克、司汤达都不例外。但是大仲马太高产了，12月29日，作家协会委员会就此开会进行辩论。大仲马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拥有合作者，就好像拿破仑拥有部将——无论拿破仑的部将在哪里作战，输赢都总是记在拿破仑名下！”并且他公布了合作最多的马凯的名字。但米尔库的攻击不断升级，于1845年2月初抛出了小册子《小说工厂，亚历山大·仲马公司》。他对大仲马的“揭发”迅速演变成疯狂的谩骂：“扒开仲马先生的作品，你会发现一个野人，……他吃饭时从炊灰里掏出滚烫的土豆，不剥皮就吞下肚去！……他沽名钓誉，雇用出卖知识的变节者和任人收买的翻译匠，这些人自甘堕落，像一群黑奴，在一个杂种的皮鞭下劳动！”米尔库还肆无忌惮地攻击大仲马的私生活，甚至嘲弄大仲马的妻子伊达·费里埃。大仲马向法院提出控诉，米尔库被判处15天监禁。讽刺的是，出狱后的米尔库倒真的搞起了文学工厂，因为对合作者过于苛酷而遭揭发，彻底臭了。

至于大仲马的那些合作者，有的为大仲马查找文献资料，有的给大仲马提供故事雏形，有的比如马凯，在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同大仲马密切配合、共同执笔，但不论以哪种方式进行合作，主导者和团队的灵魂总是大仲马。大仲马负责刻画人物形象，构建情节，并撰写所有重要章节的结尾，最后再给出自不同手笔的文字加上统一的笔调，使故事的叙述变得生气盎然。这些工作不仅需要具备无可否认的天才，而且需要付出长时间的紧张劳动。他常常同时为几家报社写连载，用不同颜色的稿纸做区分。为了避免未来再出现麻烦，在大仲马的提议下，马凯于1845年3月4日写下了一封至关重要的信，宣布：“从今天起，我放弃对我们共同写作的下列作品所有版权和重印权：《达芒塔尔骑士》《希尔瓦尼尔》《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基督山伯爵》《女人们的战争》《玛尔戈王后》《红屋骑士》。因为按照我们的口头协定，我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你的妥善而又优厚的报偿。”

1848年，大仲马因参与二月革命遭到流放；1860年，他又前往意大利参加加里波第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征战。他在政治上投入太多的精力，他对金钱的又大手大脚，既慷慨助人，又大笔挥霍，办报、办剧院、置建基督山伯爵城堡，还要赡养历任妻子、情人及其娘家，终于导致入不敷出。得知大仲马破产的消息，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在报上看到，星期日拍卖仲马在‘基督山’的全部动产，房子已经卖掉，或者即将卖掉。这消息使我不寒而栗。为了避免同样的厄运，我决心夜以继日地工作。”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大仲马已经失去了记忆。他最后一部作品是一本《烹饪词典》。到12月5日，卧床不起的大仲马嘱咐家人去请一位教士。当晚10时，他死在女儿玛丽的怀中，享年68岁。他身后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小说、戏剧，还留下了他一生最骄傲的作品——他的儿子，那个与他同名的、写出《茶花女》的亚历山大·仲马，史称小仲马。

文汇报记者 陈晓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