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上海街头的美国电影海报和吉士广告

上海与美国地方文化艺术的交流源远流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沪风美雨百年潮——上海与美国地方文化交流》一书，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例证，介绍了百年来上海与美国在电影、戏剧、音乐等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吸收、容纳、融合的进程，呈现了世界大国关系和国家文化交流中波澜壮阔的厚重史册。

上海在各个历史时期，在文艺创作成果、文化科技样式、文化产业模式等各个层面，都展现了丰富和大胆的想象力，发挥了重要的推动融合作用,彰显出上海独特的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和气度，显示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想象力和开拓力。

——编者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的最新电影只需一周就会出现在上海的电影院里。美国片商提着一只装有最新电影胶片的拎包来到影院里兜售，老板看了觉得不错便立即上映，连日本人都要赶过来先睹为快。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美国文化艺术交往中，曾经对上海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美国电影。上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电影的城市之一。1895年12月底，短片《火车到站》在法国首次放映，宣告了电影的诞生，而翌年的8月，在上海闸北的徐园“又一村”即有外国人进行了电影放映，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当时称为“西洋影戏”。随着美国电影对华大规模输入，上海的电影放映业急剧膨胀，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电影产业也在模仿和学习中发展起来，造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观摩电影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的主要娱乐形式之一，当时上海人对电影的迷恋程度，以下一段文字可以佐证：“上海的大小影戏院有四五十家，观客每日平均约有三万五千人，上中下三等人物的平均座价约值洋三角。有钱的人自然可以坐着汽车到卡尔登或南京大戏院里面，吸了雪茄或吃着冰激凌去瞧电影。中等的人也可以坐着电车或黄包车去中等的戏院来瞧戏，下等的人物那只得跑着两腿一股脑儿跑到下等的戏院去看影戏了。举凡城市里的人们，没有一个不上了电影的迷魂阵，看的是电影，听的是电影，谈的也是电影了。”

在这个观影群体中，有文化巨匠鲁迅。从三十年代起，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载的社交活动从请客吃饭逐渐转变为请人看电影，在他生命最后的10年，他观看了一百多部电影，虽然先生更喜欢苏联电影，但鉴于如此庞大的观影数量，其中美国电影当不在少数。此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田汉、洪深、夏衍、施蛰存、徐迟、刘呐鸥、穆时英等，都是电影爱好者。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黄金时代”，其出品的影片80%都会在上海放映。好莱坞的最新电影只需一周就会出现在上海的电影院里，连日本人都要赶过来先睹为快。据大光明电影院的老人回忆，当时美国片商提着一只装有最新电影胶片的拎包，来到影院里兜售，老板看了觉得不错便立即上映了。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大光明电影院等著名影院都聘用了精通英语的“译意风小姐”，放映时进行同声翻译，后来在美国发展的著名华人影星卢燕当年便当过“译意风小姐”。

中国电影从发端之初，更与美国的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是中国电影工业的诞生地和发祥地，它的形成与美国电影的输入及向美国电影的学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09年美国人布拉斯基在上海香港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影片摄制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其于1913年出品、由郑正秋、张石川导演的故事片《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

在20世纪上半叶，好莱坞电影是上海电影人的学堂。1919年，美国环球影片公司一行来上海拍摄风景，借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商务摄影部做摄片、洗片、接片等工作。当时出任商务摄影部摄影师的任彭年等人跟随这批美国人在平津等地拍摄，为时六个月之久。这大概是中国人首次接触美国的电影制作方式。上海的电影制作就是在最初的模仿中发展而来。

上海最早出品的一批电影，都带有明显的模仿美国电影的痕迹，如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出品的第一部武侠电影《车中盗》，剧情改编自美国侦探小说《焦头烂额》中的一章。夏衍曾回忆说：“我们开始搞电影，是从看外国电影学起的，当时看的电影大多数是美国的。没有书，没有学校，就是到上海大戏院去看，手里拿个小手电，边看电影，边计算时间，几英尺、几英尺地计算。就这样，学了点电影的手法和技巧。”美国留学归来的孙瑜，最早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和剪接技巧等较好地运用到自己的电影创作中，在当时上海电影界名噪一时。他的代表作《大路》结尾处主人公想象中的再生，让人直接联想到好莱坞影片《西线无战事》的结尾处理。

上海的电影业在学习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基础上起步和发展，同时又在抵制好莱坞影片的“霸权”中逐步走向成熟。甚至可以说，正是美国电影占领银幕的现状，刺激了中国的进步电影人矢志发展自己民族的电影。中国动画电影的开创者万籁鸣四兄弟曾有感于当时银幕上给中国儿童看的尽是从好莱坞舶来的米老鼠、黑猫、蜜司蓓蒂蒲之类卡通角色，而立志要发掘中国人自己的幽默，为孩子们提供自己民族的卡通人物。1940年，万氏兄弟终于在上海创作完成了根据《西游记》改编的中国及亚洲第一部有声动画长片《铁扇公主》，胶片长达八千余尺。

1941年1月，沪剧版的《魂断蓝桥》登上舞台。它第一次正式用沪剧替代申曲作为自己的剧种名称，在一定意义上也宣告了沪剧的诞生。

美国是一个对异国异质文化充满好奇和善于学习的国家，19世纪中叶，潮剧、粤剧等中国戏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等地出现后，美国人尽管对中国的历史和戏曲一知半解，但对这种完全不同于古希腊以来欧美经典戏剧的表演仍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一些戏剧家尝试借用中国的题材和舞台元素，用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中。

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是1912年在纽约百老汇弗尔敦剧院演出的“中国戏”《黄马褂》。《黄马褂》是一出三幕剧。经常出入旧金山中国戏院的著名演员兼导演哈里·本利摩深受中国戏剧文化的熏陶，邀请编剧乔治·海泽尔顿编写了这部戏。他说：“我决定写出一个剧本，一个能给观众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的剧本。回想起老杰克森大街剧院里的中国人用椅子来指代山峦，我忽然意识到我要写的是一部以演员为主并能赋予观众想象力的作品。有一个中国老头曾跟我说，西方人可能觉得中国人以一堆椅子代表一座山很可笑，但在他看来，西方戏剧中画出来的水不会流动，把一捆破布当作个婴儿，也是同样滑稽。他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告诉我，人的想象力多大，舞台上的场景就多大。”

显然，中国戏曲特有的虚拟表演激发了他的灵感。《黄马褂》的故事是：藩王的大儿子武豪杰在襁褓中便被遗弃，被一名农夫收养，而王妃的儿子被藩王立为继承人，武豪杰长大后英俊聪明，在明白身世来历后，历经波折最终夺回王位。演出引起极大轰动，在此后的十六年里，被译成各种文字，甚至中文，几乎在全世界上演，在美国更被一再搬上舞台，一直演到1940年。此前，没有一部美国戏剧曾经在世界上有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也许，中国戏剧故事和中国戏曲表演方式在美国的传播过程中必然会经历本土化的过程。在《黄马褂》之后，《灰阑记》《王宝钏》《琵琶记》等中国戏曲故事也先后在百老汇上演，均是由美国人编剧、导演及用英语演出。1912年至1929年的18年间，纽约百老汇共上演了29部中国风格、中国题材的戏剧；在西部的洛杉矶，1927年则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建造了一座东方建筑风格的中国戏院，华人女影星黄柳霜在开工典礼上安装了第一颗铆钉。

对异域异地文化总是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的上海，向来有将外国经典电影或戏剧改编移植到本地舞台上的做法。1940年5月，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的《魂断蓝桥》在美国上映，当年11月中国的银幕上即出现了这部影片。短短数月后，在上海舞台上先是出现了由早期越剧名小生李艳芳主演的越剧版《魂断蓝桥》，随即在1941年1月，沪剧版的《魂断蓝桥》也登上舞台。

沪剧《魂断蓝桥》出现的不寻常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正式用沪剧替代申曲作为自己的剧种名称，在一定意义上也宣告了沪剧的诞生。沪剧是上海的地方戏曲剧种，历史较短，起源于上海浦东的民歌东乡调，在清末演变为上海滩簧，1914年改名为申曲。在沪剧的发展历史上，善于吸收新的戏剧元素如文明戏（话剧）和擅长演出俗称为“西装旗袍戏”的现代剧目是两大特点。1941年，一个新的申曲剧社成立，考虑到再称为申曲已不适合发展现状，而上海简称“沪”，于是剧社定名为“上海沪剧社”。恰逢刚上映的美国电影《魂断蓝桥》深受欢迎，便决定将它改编为剧社上演的第一个沪剧剧目。

《大路歌》《码头工人歌》《毕业歌》……从这些歌曲创作的初衷和传播的方式来看，与流行音乐有着密切的渊源。

流行音乐在中国的真正产生和兴起，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外来的文化推动来说，美国为中国流行音乐输送了大量从形态、风格到内容的元素；就中国自身的吸收与创造来说，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和“中国近代歌舞之父”的黎锦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流行音乐在上海的迅速兴盛，与当时上海因唱片业的发展及广播电台的大量出现而形成成熟的商业与传播机制有极大的关系。1877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1897年，位于南京路上的英商谋得利洋行便将留声机和唱片引入了上海。1908年，法国商人在上海成立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这是上海第一家唱片公司。1930年之后，上海形成法商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华商的大中华唱片厂与美商的上海胜利唱片公司三家激烈竞争的格局，在上海乃至全国发行的唱片，大多由这三家公司制作出版，上海由此成为中国唱片的制作与发行中心。

当时上海稍为富足的家庭都有能力购置留声机，报刊上天天有各大唱片公司的广告在争奇斗艳。黎锦晖创作的流行音乐，就被各唱片公司争抢出版唱片。黎明晖、王人美、黎莉莉、周璇等成为第一代唱片明星，白虹、龚秋霞、白光、胡蝶、阮玲玉、徐来、陈云裳、李丽华、金焰、赵丹、梅熹等影坛明星也成为唱片公司青睐的对象，纷纷灌录唱片，并各有自己的“上榜歌曲”，如金焰的《大路歌》、赵丹的《春天里》等。而当时遍布全市的广播电台，更是不遗余力地播放流行音乐及其唱片，使流行音乐几乎在上海每一个家庭响起。

由于流行音乐所具有的通俗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很快吸引了一批进步文化人的参与。聂耳、田汉、贺渌汀等进步文化人士都加入到流行音乐的创作队伍，写出了一首又一首激励民众奋起投入民族解放的歌曲。而与进步电影的结合，又使流行音乐以电影插曲的形式流传，被广为传唱，甚至回响至今。

聂耳谱曲的电影歌曲《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无不代表了劳苦大众的呐喊。从这些歌曲创作的初衷和传播的方式来看，与流行音乐有着密切的渊源。

本版内容摘编自《沪风美雨百年潮——上海与美国地方文化艺术交流》

好莱坞“上海影片”和华人影星黄柳霜

20世纪上半叶，上海因其发达的工商业、开放的入境口岸、五色兼容的人文景观而成为中国、远东乃至亚洲最引人瞩目的城市。20世纪初，旅居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写了一部关于上海的畅销小说《魔都》，上海因此被冠上“魔都”这一充满诱惑的别称。

在英语中，“魔都”意即魔幻之都或魔力之城，关于上海的各种传奇故事流传到世界各地。上海独特的城市人文景象，也引起了好莱坞电影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于是在1932年、1937年和1941年，好莱坞先后拍摄上映了三部上海题材的影片《上海快车》《上海女儿》和《上海风光》。在整个20世纪，好莱坞以中国本土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时有出现，但在片名中直接冠以上海的却极为罕见。

《上海快车》和《上海风光》都由1894年出生在维也纳的约瑟夫·范·斯特恩伯格导演。《上海快车》情节俗套，时代错乱，片中的中国人还留着清代的辫子，服装也不合时宜，且开口都讲粤语，看得出编剧和导演其实对中国并不了解。值得注意的是演员阵容，女主角由好莱坞著名影星玛琳·黛德丽出演，与她配戏的男主角是克里夫·布洛克。好莱坞第一位华人女影星黄柳霜则在片中饰演了配角。如此演员阵容，看来派拉蒙影业公司对《上海快车》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恐怕只是想借神秘的中国背景来招徕票房，尚未进入真正的中国内容和主题。

另一部约瑟夫·范·斯特恩伯格导演的《上海风光》由阿诺德公司制作出品，这部影片在1943年的第15届奥斯卡奖评选中，获得了黑白片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配乐的两项提名。《上海风光》讲述的依然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故事，但对外商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上的冒险与争斗显然有了较为真实的刻画。导演约瑟夫·范·斯特恩伯格在好莱坞总共拍摄了六部影片，其中竟有两部以上海冠名。可以看到，他与上海有着某种情结，同时也可看到，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远东“魔都”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1932年在《上海快车》中出演配角的华人女影星黄柳霜，五年后在第二部以上海冠名的好莱坞电影《上海女儿》中出演了女主角，使她与上海的情缘又加深了一步。这部影片由派拉蒙影业公司于1937年出品，目前能够见到的资料很少，据称黄柳霜扮演了一个有勇有谋的女英雄，一改以往好莱坞电影中华人的负面形象而赋予了正面的性格。

黄柳霜反对好莱坞影片中对华人的无知和贬低，并力图打破这种状况，在1933年接受《电影周报》的记者采访时曾诉说了对那些被扭曲的角色的不满。1936年春，黄柳霜终于从上海口岸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令她无比兴奋。在给友人的信中她写道：“我真希望我生在中国！”“虽然中国对我来讲是个陌生的国度。不过，我终于回家了！”

然而，一些报刊因为好莱坞电影中的辱华形象而株连于她，对她冷嘲热讽。黄柳霜一生共出演了近60部电影，因为她的杰出成就，成为第一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中国戏院前留下手印和脚印的华人影星，《纽约时报》将她称为“不可思议的纯情玉女”。黄柳霜诞辰一百周年（2005年）之际，她的生平和演艺事业得到重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