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海翔

中国足球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如何尽快让这种变化从一份高屋建瓴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落地到绿茵场，无疑成为了外界最为关注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内，变化似乎正在悄然发生。从广东宣布要在三年内新建100座球场，到江苏欲建千所足球学校，全国各地正在根据《方案》的精神酝酿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

校园足球自然是《方案》中引人关注的热点，与此同时，新的管理体制如何建立，同样成为了外界议论最多的话题。

管办分离绝非“一日之功”

尽管《方案》已经出台一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也明确表示“将来足管中心这块牌子将不再会有”，但新的足协到底怎么成立，管办分离的细节究竟如何操作，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引用了足管中心主任张剑的话，“其实我和所有人一样，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方案中管办分离这部分的具体执行方案充满好奇，但目前具体的执行方案还没有定稿。中国足协的改革不是一句空话，足协改革后不能悬在空中，应该落实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外事管理制度等具体方面。现在中国足协既是改革的参与者，又是改革的对象，需要多部门共同完成下一步工作，拿出具体改革方案再对照执行。”

尽管细化方案尚未出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足球全新管理体制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它必然会经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甚至可能出现“阵痛”。新华社在报道中援引绿城俱乐部总经理童慧敏的话指出：“管办分离是‘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堪称足球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但是，由于此前没有经验，可能会出现‘阵痛期’。如果现在离开了体育总局这个行政机构，会不会产生一些新的不习惯？如果足球协会比较软弱的话，效率可能还不如以前那个高。但这都是发展中的一个阵痛问题，管办分离肯定是必须走的一条路。”

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章彬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同样表示，新足协成立后，还有可能出现执行力下降的问题，“管办分离一是要明确足协和相应监管部门的职责权利；第二，更重要的还是协会自营能力，收入来源保障。有了这些，足协的运作才能有自主权，要推动相应的政府定价，比如安保、体育场租用等相应的一些垄断资源，如果没有相应的政府定价和行为规范，对企业来说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负担，俱乐部就会很难受。”

《京华时报》在报道中也对改革将遇到的困难进行了预估，“如此巨大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成，必须吸取以往历次改革的教训，周密部署，协同配合，让改革落到实处。”

校园足球最怕“表面功夫”

在记者对上海几所校园足球定点学校的采访过程中，校长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校园足球量的扩大，是否会带来一些只做‘表面文章’的学校”。

这一担心并非只在上海发生。近日，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某小学所创编的一套“足球操”引起外界热议，央广网在对此事进行报道时就表示：“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能够按时保质拥有课间操时间已属不易，如此‘急切’地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却有唱歪经之嫌。足球的确要从娃娃抓起，这是我们在经历了球员青黄不接的阵痛后总结出来的教训，但急功近利却可能过犹不及。”

的确如此，校园足球在本次足改中所承担的重量毋庸置疑，而每所学校的校长究竟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校园足球，更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国教育报》的报道，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行政管理人员和校长首期培训班于近日闭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强调，要从“四个全面”的战略高度认识改革和发展校园足球的战略意义。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王登峰说：“校园足球的竞赛体系不是为了学校有一个队伍能出去打比赛，拿全国冠军、世界冠军，这不是我们发展校园足球的目的，我们是希望有更多孩子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所以我们的竞赛体系重心是在校内，足球特色学校要有班级间、年级间、校级的比赛。”他表示，足球改革是深化改革的一个突破口，目标是要改善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是要对整个教育综合评价体系的改革，未来还会推广到其他项目上去。

校园足球定点学校将从目前的5000所发展到2025年的50000所，《方案》已经为我们绘制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但如何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并不简单，既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拔苗助长，如此才能营造好足球发展的全民氛围，为早日实现体育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