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历经一年调研，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成果。一年间，课题组总结提炼基层新鲜经验，抓住典型案例进行个案剖析，发掘出一批鲜活的基层创新故事。这些由基层干部群众针对身边实际而首创的经验，仿佛一号课题的“试衣间”，为相关政策机制的出台提供了现实依据，完成了规模虽小却架构完整的“论证”。本报记者一年来跟踪了其中一部分案例的发生与发展，在一号课题相关成果即将普惠全市各社区之际，我们撷取其中部分精彩故事与读者分享。

“试衣间”：社会组织是社会共治的重要主体，其专业理念、专业方法、专业能力，可以为优化基层社会服务提供有益补充，也有利于分散的“社会人”再组织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应当逐步成为区县和街道、乡镇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

杨浦区延吉七村有几位七旬老太，向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最近竟然组团去泰国旅游了。居委会一打听，同行的还有其他小区的老太。“她们都是在‘睦邻中心’结交的朋友。”

“社区睦邻中心”是延吉新村街道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自2009年迄今，已陆续建成四个，全都交给社会组织管理和运营。置于辖区四角的社区睦邻中心就像“魔盒”，用花样百出的活动把小区居民吸引到公共空间。

五年间，老社区的生态悄然改变。

空间

2009年，社会组织工作者王秋月第一次来到延吉四村，从这个建于1980年代的老小区获得了对延吉新村的第一印象：居民楼齐整但老旧，生活空间有些拥挤，小区环境实在说不上好，尤其那个嵌在居民楼中间的铁皮屋子，昏暗、生冷。

即将被改造成睦邻中心的铁皮屋子，占地1300多平方米，是居委会的办公地。居委会一侧原本有个银行网点，但已转租给别人用做仓库。另一侧房子里是一家卖煤气灶的店铺。再走下去，还有一家私人承包的服装厂。

不难想象，计划经济时代的社区形态，让2009年的延吉四村居民多么别扭：服装厂成天产生污染，仓库既不好看也不安全，煤气灶店、服装厂都不该开在小区内部……为了这些事儿，居民间矛盾闹个不停。延吉新村其他老小区的情况也差不多。2008年市容环境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延吉新村街道是中心城区得分最低的。

2009年，上海进入“迎世博”节奏，延吉新村街道也想借机改造老社区。此前，街道干部到新加坡学习，从当地社区的“邻里中心”见识到了现代小区对公共空间的排布和配套，萌生出建设社区睦邻中心的想法。

中心城区寸土寸金，腾地不易，而在老小区内倒是有功能异化、管理不善的公共空间。因此，睦邻中心没有建在沿街门面，而是选址小区内部。现在回看当时的选择，恰是睦邻中心成为“魔盒”的关键因素之一。

杨浦区发改委主任左卫东当时正任职延吉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他回忆，由于产权复杂、利益纠葛，睦邻中心的“腾笼”工作整整忙活了一年，“每腾出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故事。”

生活

2009年12月，包括王秋月在内的“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团队进驻延吉四村，为睦邻中心做需求调研。

以前居民们最熟悉的公共空间是老年活动室和社区文化中心，它们要么归居委会管，要么由政府直接运营。提供服务也是“自上而下”——政府说了算。现在，一帮年轻人在社区四处征询：你需要什么样的社区服务？

2010年，延吉新村街道正式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屋里厢”在杨浦区注册的知行社工师事务所整体托管第一睦邻中心。第一睦邻中心的场所涵盖居委会、用餐中心、党员服务中心、星空剧院、亲子园、馨香书苑、艺趣园、信息苑，知行社工师事务所还开发引进了老来客会馆、“同心圆”独居老人项目、乐龄大学堂项目和常青藤社区健康干预等特色项目。

从2010年到2013年，第二、第三、第四睦邻中心相继建成投用，前后引进十多家社会组织参与管理和服务。曾参与第一睦邻中心筹划的王秋月，后来创办了延泽社工师事务所，托管第三睦邻中心。

王秋月是黑龙江人，曾在加拿大学习社会工作专业，但对上海社区所知甚少。随着睦邻中心的筹建，她才开始真正了解上海的社区人群。

王秋月本以为居民们对社会组织可能不熟悉、不适应，没想到他们很是“自来熟”，“我们第一睦邻中心组建了由居民参加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有18岁的年轻人，也有90多岁、口头禅是‘当年我在霞飞路’的剧作家。”

四个睦邻中心都出现了人气爆棚的场面。根据街道统计，每个睦邻中心平均每年服务居民5万余人次，“每个来睦邻中心的居民，都有情感的、社交的需求。延吉新村的人情关系本来就比商品房小区熟络，在睦邻中心，居民们不只是唱唱跳跳，还重建和强化了各自的社会关系，这是公共生活的意义之所在。”延吉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邱红表示。

自治

延泽社工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在第三睦邻中心二楼，打开门就是乒乓室，十来个居民挥拍正酣。但不久前，乒乓队成员们刚刚更换了乒乓队队长。

乒乓队组建多年，有成员觉得大家很少有参加交流比赛的机会，指责队长“不作为”，要求换人。一开始，他们想找延泽的社工调解。社工们不肯介入，“这是团队管理的内部事务，你们应该自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类似的故事几乎每个团队都有。社会组织从不直接介入矛盾，他们引导居民建立游戏规则、自行处理纠纷。在王秋月看来，所有团队都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自治”不独发生在团队内部，也延伸到社区公共事务。延吉四村的社区活跃居民、团队领袖，就组建了“居民自治理事会”，主动参与各类社区公共事务。

“小区倡导文明养狗，我们社区团队中的领袖来帮忙，广场舞团队的领头阿姨带着一队人马，在公园跳舞场地上拉起横幅。”延吉四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杨玲说，这些“社区领袖”能量大得很，同样传播一则信息，他们一出马，粉丝们立刻响应，口口相传，效果很好。

社会组织把这称为“社区赋权”——也就是说，让居民有热情、有能力自行管理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