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成果之一，是关于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被寄予厚望。实践多年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有望作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渠道得到鼓励和完善，措施包括明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流程、强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资金保障等。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能扮演什么角色？它们如何区别于居委会等传统力量？什么样的管理和合作方式最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潜能？上海有众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故事可供剖析，我们选择运作成熟、广受好评的杨浦区延吉新村街道作为案例，了解社会组织如何与街道、居委、居民合作改变社区生态。

杨浦区延吉四村，建于1980年代的老小区，内部有一块1300多平米的公共用地，那里曾聚集了银行网点、仓库、煤气灶店家、私人服装厂。2009年，那块地方被改造为一个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取名“社区睦邻中心”。

2010年1月，延吉新村街道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出资30万元委托社会组织知行社工师事务所托管睦邻中心。延吉四村居民区书记杨玲颇有微词：“这个地方、这块资金，给我们居委会就管不好吗？”

如今，延吉新村街道陆续建成4个睦邻中心，全都交给了社会组织托管和运营。活跃于睦邻中心平台上的十几家社会组织，用它们独有的方式打造了全新的社区公共生活，改变了老社区的生态。

陌生人视角看待服务对象

延吉新村街道位于杨浦区中部，面积2.0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9万人，老年人口比例超过30%。街道按照“10分钟生活圈”的标准，把辖区17个居委会划分为东南西北4个片区，先后建成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的4个社区睦邻中心。以中心城区空间之拮据，腾出这些地盘并不容易。睦邻中心从一开始就被交给外来力量，也就是社会组织管理。

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居委会不同，社会组织看待他们的服务对象，用的是陌生人视角和社会工作专业视角。托管第一睦邻中心的知行社工师事务所，在睦邻中心运营前几个月就进驻社区做需求调研；托管第四睦邻中心的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用了一年时间去认识和熟悉他们所服务的社区人群。

根据社区需求，睦邻中心再设计其功能定位和空间划分。比如第一睦邻中心包含了居委会、“红色港湾”俱乐部、用餐中心、星空剧院、亲子园、馨香书苑、艺趣园、信息苑等空间，拥有老来客会馆、“同心圆”独居老人项目、乐龄大学堂项目和常青藤社区健康干预等特色项目。

“延吉新村的住户，大多是曾经的产业工人。他们的个性和需求，肯定和高档商品房小区不同。但即便在同一社区，人群还是可以不断细分。”上海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总干事王秋月说。延泽是第三睦邻中心的托管方，机构特色是青少年服务。

社工们注意到，常到第三睦邻中心活动的居民中有“十几个阿姨经常聚一块儿，除了唱歌跳舞，还有一个共同爱好：讲‘荤段子’。”年轻社工害羞之余，试图去理解她们：“根据香港同行的研究，中年女性有她们的生理需求，讲‘荤段子’也是种发泄途径。”最近，社工们为她们觅到一桩新任务：给初为人母的妈妈当老师，教她们针织活。像是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感情输出口，阿姨们对此特别上心，一边教针织活，一边讲妈妈经，无比投入。

2011年延泽刚到第三睦邻中心，人头还不是特别熟，发现有个阿姨总爱绕着睦邻中心骂人，王秋月记得“她声音特别大，用词也不好，我们听了特别不好意思，又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时候，睦邻中心所在的延吉七村居民区书记洪义民冲了出来，“吵什么吵？骂什么骂！”洪义民和阿姨一顿对吼，居然平息了后者的情绪。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嗅觉让社工对这位阿姨产生了特别的关注，“稍微熟悉一点，找到合适的交流方式之后，常常和她聊天。”跟进一年多，王秋月知道了她的故事：“老伴已经去世，本人年近70，人很热情，在社区组织过很多团队，但总是被队友踢出来。她觉得每个人都在漠视她、疏远她、背叛她、伤害她。”

“她的情绪和行为是有原因的，她把自己的情感需求投放到了社区。我们发现，她可以是很好的教练，但不擅长做团队领袖。于是委婉地开导她，是不是调整下自己的定位，不要强求在团队中的把控者地位。”王秋月介绍，阿姨听从了建议，在不同的社区团队“客串”教练，但不再执着于领袖地位。慢慢地，她跳脱了原来的情绪坑洞，重建了人际关系，甚至还找到了新的老伴。

寻找和培养社区领袖

原本在社区“包打天下”的居委会，心态逐渐有了转变。杨玲发现，论办活动，居委会的心思还真比不上社会组织：“以前党员服务中心做活动逃不出‘三会一课’，形式枯燥，大家都不爱参加。后来社工帮我们重新设计，中心改名叫‘红色港湾’俱乐部，马上变洋气了，办的活动像‘回顾时刻’、‘党的故事’等等，也很抓人眼球，老党员们都能接受。”

四个睦邻中心都出现了人气爆棚的场面，一批领导团队、参与管理的社区领袖脱颖而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领袖的方式不同于居委干部，后者擅长以个人魅力和威信做“社区动员”，而社会组织希望社区领袖是自发的公共生活参与者。

位于控江路645弄小区的第四睦邻中心，面积800多平米，有8个活动室，每天客流约300人次。托管方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只安排了2名全职员工在中心，他们的职责更多是引导中心团队自我管理。包括馆长、管理员、“健康大使”在内的多层社区志愿者，才是团队真正的管理主体。

新途托管睦邻中心，首先招聘了馆长。“我们在社区贴招聘海报，街道也推荐人选，最后8个候选人一起参加面试。面试的形式是做活动，我们通过活动过程观察他们，看谁有责任心、有创造力，谁擅长执行，最后把馆长和管理员一起招了。”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常青藤”品牌主管余慧颖介绍，“常青藤”与沪上很多社区有合作，招聘志愿者馆长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社区有很多人选，他们一般是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回到家没事做，又不愿意‘屈才’为居委会做志愿服务。但睦邻中心这样的公共活动空间能吸引他们，这里管理权限大，有发挥空间。”

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领袖，馆长要做好团队领袖间的沟通工作。睦邻中心组建了自我管理委员会，馆长和团队领袖都是自管会成员，定期见面商讨中心管理事宜，余慧颖说：“沪剧、书法、舞蹈、合唱、围棋，那么多团队共用一个场所肯定会有矛盾，最开始他们习惯找社工调解，比如哪个团队活动完了不收拾场地，哪个团队空调开过了头等等。我们说这是团队内部的事，你们要自己协商解决。慢慢地，大家学会了自我管理。”

政府“掌舵”，社会组织“划桨”

延吉新村街道和社会组织称彼此为“合作方”，通过政社合作，街道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政策制定者、购买者和监督者，街道负责“掌舵”，把需要专业技能的“划桨”任务交给了社会组织。

几年时间，延吉新村街道摸索出一套公共服务的项目管理机制，先后出台《延吉社区社会工作实训基地运作办法》、《延吉社区社工联席会议制度》、《延吉社区社会工作项目评估办法》、《延吉街道社区工作者培育机制》等规章，规定居委会负责组织居民对社会组织服务进行日常监督评价，街道每年举行绩效评估和财务审计，社会组织每半年开展内部检查评估。

近几年，越来越多街镇开始寻求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但是按照社会组织的感受，很多街镇对社会组织还远远谈不上了解。余慧颖遇到过“难以沟通”的街道，对方问她：“你们社工说要‘助人自助’，怎么整天就搞志愿者活动，倒是办一些‘助人自助’的活动让我看看啊。”

意识到“政社合作”的好处，很多区县、街镇鼓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培育了大批草根社会组织。但其中也不乏“为购买而购买”的购买方，把社会组织当成“伙计”，派发很多协议之外的行政任务，又不向社会组织开放社区资源。

事实上，社会组织对社会资源的撬动能力还没被充分估量。近两年，不时有个人、企业出资与延吉新村街道睦邻中心的社会组织开展项目合作，其中不乏汇丰、强生等知名企业。也就是说，政府资金之外，社区治理还可开拓其他的资金渠道。而这一切的基础，仍然是政社双方的良性互动、良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