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海市委把“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头号调研课题。调研组遍及全市的足迹，把社会各界的目光引入位于社会架构最底座的“基层”，也把社会治理推到“全民议题”的高度，让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公众参与讨论，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在此过程中，上海干部群众形成共识: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的问题，要始终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只有基层基础实，工作才会实；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制度创新，而法治则是创新的保障，只有坚持法治才能长治久安。针对法治、人、创新三大“关键词”，3名一线工作者应本报邀请，谈了他们最切实的感受。

进入7月以来，闸北区拆违办拆除违法建筑的平均周期从15天下降到了3至5天。区拆违办主任杜嘉宝说，拆违部门最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原因是不久前上海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一线工作者从中找到了“法律保障”，破解了很多一直困扰拆违的瓶颈。

“违法建筑拆不完，最大原因是新的违法建筑生生不息。根据《行政强制法》，强拆违法建筑要按法定流程进行，处理一桩违建拆除案件至少要半年。等这么久，违法建筑早成型了，而一旦投入使用，拆除成本会直线上升。”杜嘉宝介绍，没有一套快速拆除在建违法建筑的执法流程，拆违工作跳不出“还旧债，欠新债”的循环。

《实施意见》以《城乡规划法》、《消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上位法为依据，明确提出依法立即制止正在搭建的违法建设行为，快速查处拆除正在搭建的违法建筑。一线执法人员因此可以“挺直腰杆”，“以前没有保障，不敢作为；现在，心态完全不同，敢主动作为了。”

《实施意见》还要求整合其他执法力量，用多种手段治理违法建筑。“据我了解，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操作细则出台。比如，对利用违法建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拆违部门可以通知供水、供电、供气单位停止提供服务，其中所涉及的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将会明确。”

杜嘉宝表示，上半年闸北完成了全年拆违任务的113％，但全区仍有大量违法建筑等待攻克，“《实施意见》出台以来，我们每天接到的违法建筑投诉举报数量比过去翻了一番，可见社会的期待值也提升了。”

市人大代表、律师厉明:政府制止违法行为，不能采用违法手段。上海从现有法律资源中寻找法律依据，为解决“老大难”的拆违问题找到了突破口。有了法律的保障，才能积极行政、主动作为。拆违如此，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同样如此。中国现行的法律安排与现实需求存在脱节、不合拍之处，一方面需要立法机构完善立法，另一方面也应该鼓励政府在于法有据的前提下进行制度创新，积极行政。

2014年的上半年，“85后”居委干部卫华发觉她这个行业的“风向”变了，“最近想来社区工作的人不少，打招呼的、探路的都有。”卫华所在的“基层”，对年轻人来说不再是不可接受的择业方向。

卫华是沪上比较早的“大学生居委干部”，他们当年的选择，曾引发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今年，随着上海市委一号课题调研组深入社区，一批长年奉献社区的“小巷总理”和社区资历已经不算浅的卫华们纷纷进入公众视线。5年前，居住在徐汇区凌云街道长陇苑的卫华，以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身份投身所住小区居委岗位。每月拿着1200元左右的津贴，卫华开始了远比想象中艰难的职业生涯，“一开始负责调解工作，经常上居民家劝架，看着居民在眼前骂来骂去，呆若木鸡。我年纪小、人头生、脸面薄，居民根本不买账，被甩耳光的事也遇到过。”

最早的那几批大学生居委干部留下来的不多，社区工作有难度、有压力，收入微薄、职业前景不明。当卫华咬着牙摸索技巧，慢慢在社区站稳脚跟的时候，同期应聘的很多大学生选择了离开，“同批进社区的有个男孩很受器重，捱了5年还是决定放弃——在居委工作，怎么成家立业？”

卫华的坚守换来了居民的信任，她先是被选为长陇苑的居委会主任，后来又被调任规模相当于长陇苑4倍的梅陇六村任居民区书记。随着居委干部年龄结构老化，年轻居委干部的聘用、培育和留任问题被提上台面，市委一号课题调研组也曾向卫华征询意见，了解如何才能吸引和留住年轻人。

“涨薪水、给编制，开拓晋升空间，创造社会认同，提各种建议的都有，虽然调研还在进行中，最终的‘留人方案’还没出台，但社会对居委干部的态度已经不同。”卫华说，这个行业和所有行业一样，有前景，不怕没人气。

市人大代表、杨浦区殷行北新村片党委书记吴美娟:基层社区、居委干部成为市委“一号课题”的调研对象，以前是不敢想象的。社区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线，社区工作理应被视作有职业尊严的岗位。社会形势变了，今后进入居委工作的年轻人，不可能再像过去的居委干部一样，满足于低收入、零空间、欠缺社会认同度的岗位。必须给年轻人更好的待遇和上升的空间，空间越大，希望越大。

为中学生做职业规划培训，帮居民区创建特色楼道，为“失独家庭”做心理慰藉，打捞黄浦江垃圾，组织社区居民创作戏剧，在动拆迁小区组建居民议事厅……在闵行区吴泾镇，做这些事的不是政府和居委，是社会组织。深入社区，基于现实需求开发“贴地气”的服务，已经成为沪上社会组织发展的趋势。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架构中，社会组织正成为越来越有“存在感”的角色。作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尝试，近年来上海各级政府逐步把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给它们。

2013年，闵行区吴泾拾星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吴泾镇政府签约，受后者委托，管理和运营该镇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引进和培育各类社会组织。现在，“拾星者”已经为吴泾镇引进和培育12家“草根组织”，前述多样化的社会服务，全部由落地吴泾镇的组织开展。

“一些‘草根组织’过去和社区没什么交集，现在也开始在社区做服务。比如做儿童绘本阅读的朴质公益，过去只面向农民工子弟学校开课，今年他们第一次进社区，参与了镇里的‘爱心暑期班’项目。”“拾星者”项目主管肖庆介绍。

今年4月1日起，上海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放开直接登记。这四类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必像从前一样寻找业务主管单位，也就是俗称的“婆家”。这以后，吴泾镇一家从2013年就开始寻找“婆家”的社会组织在“拾星者”帮助下顺利落户，经手人肖庆的感受是:“免找‘婆家’，流程上方便了很多，今后这几类机构的数量和活跃度一定会大大提升。”

市政协委员、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长郭小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明确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是落实举措之一。今后上海社会组织的数量会有很大增长，同时社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介入也会更深、更广。市委“一号课题”让人们发现，面对大量需求基层根本忙不过来，这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