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9月底,全国已有超过80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尽管这一数字与官方预计的有差距,但“80多万对”对冷热不均的产科医学而言,已经足以让部分有产科特色的医院或是产科医院步入人满为患、全员超负荷运转的阶段。
从今年9月份起,这样的现象几乎遍布全国。在北京,三级医院产床的床位使用率已经达到了110%,且长期加床。在台州医院产科,从今年9月起,婴儿出生量快速增加,走廊里的加床越来越多,剖宫产的产妇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二胎。产科热,甚至让很多未开设产科的公立医院,都有了加开产科的想法。
人口政策的调整,将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一连串变化,而在这套“多米诺”骨牌中,第一块倒下的很有可能正是产科。
产科的因果循环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实地调查提醒中国,将近50%的高剖宫产率并不合理。从那以后,中华围产学会前任主任委员、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教授每次与外国同行交流时,都会被问:“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高的剖宫产率?”段涛心里不是滋味,他说:“坦白讲,开这么多刀,真不合理。”
段涛研究了上海剖宫产率与GDP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剖宫产率与GDP同比增长。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医学技术也飞速发展,麻醉、手术等剖宫产相关技术都有了质的飞跃,这使剖宫产成了“快速、安全”分娩方式的代名词。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医护人员都选择剖宫产时,普通的产妇开始相信,剖宫产比顺产更安全、省力和无痛。更何况当时很多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谁都不愿意轻易去冒险。
再加上不合理的医院考核机制的推动,医生和患者都不约而同地更认可剖宫产。中华围产学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杨慧霞教授说:“中国剖宫产率达到46.2%,其中无指征的比例为11.7%。”
于是,剖宫产的技术日益成熟稳定,而与顺产相关的医学人才和技术陡然下降。由于全国助产士的地位迟迟得不到正视,至今没有单独的助产士职务序列,这批有实操要求的专业人员无法被归入护士,自然难以得到规范的培训和发展。而在上海,区县卫校助产班也曾中断开设。
因果循环,中国产科医生的顺产能力弱化了,而二胎政策出现了。
“单独二胎对产科影响最直接的恐怕就是,头胎想顺产的人多了。”段涛预测,“顺产率一定会提高的。”他认为,二胎政策让一些产妇趋于理性,她们期望头胎的顺产能够给怀二胎留下更好的机会。
有医生会害怕“顺产”
遗憾的是,尽管一些产妇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但部分医院的产科却远没有准备好。陈芳是一个有过一次顺产生育史的妈妈,可当她二胎怀孕到38周时,一次B超检查发现了她胎儿的颈部有两条脐血流。这意味着胎儿有可能发生脐带绕颈。
为此,她找到这家医院的产科主任,可主任的话令她胆战心惊:“要剖了,每个胎儿脐带的长短是不同的,万一你孩子脐带短,顺产时就会像上吊一样,你说危险吗?”陈芳和丈夫吓得不轻,匆忙间答应了预约剖宫产的时间。
可是夫妻俩回家一想,顺产过一次的产妇产程会非常快,也许没那么危险。为了顺产,他们换了一家医院挂上了专家门诊,听到的答案竟然完全不同:“当然该顺了。只要做好胎心监护,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的。”结果,陈芳在第二家医院完成了第二次顺产。
不同的医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将产妇引向了不同的方向。段涛说:“给出不同答案的原因,在于这两家产科为顺产所做的准备大不相同。”对现在很多产科医生而言,剖宫产可能比帮助产妇顺产更加熟练,也更安全。不仅如此,由于前些年妇产科医生流失严重,部分医院产科出现了人手不足,而顺产多发生在夜间。为预防半夜可能发生顺产危险,这些医院自然会希望产妇能够选择剖宫产。
段涛罗列了高剖宫产率对部分产科医生产生的影响:医生不会观察产程了、不会拉产钳和胎吸了、不会臀位助产了、不会双胎接生了,以及凶险型前置胎盘和产科子宫切除明显增加。“检验产科医生的水平不是开刀,而是不开刀。”他说,“拉产钳比开刀难多了。”
“听到产妇要自己生,一些产科医生居然会害怕。”段涛很痛心地表示,“不合理的高剖宫产率在专业上是耻辱,对产妇更是伤害。”
改变艰难却迫在眉睫
遗憾的是,中国用了20多年形成的高剖宫产率,要转变真的不容易。
2008年起,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给产科下了提高顺产率的要求,并且把顺产的量与产科医生的奖金挂钩,这在全院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当时,依然有很多人甚至领导托关系到产科,希望能做剖宫产。可对于没有剖宫产指征的,产科医生们开始学着拒绝。结果,在医院的班车上,产科医生们就会听到有人在说:“台州医院产科最没人情味。”
不仅如此,提高顺产率,对时下的医生而言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培训。70后的金筱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走上的临床一线,那时候还是剖宫产当道,顺产被搁置一边。金筱筱几乎没拉过产钳。
医院推动顺产率后不久,金筱筱就遇上了急难产,需要动用产钳,她紧急找来经验丰富的助产士帮她一起处置。尽管结果令人满意,但金筱筱依然紧张出了一身汗。此后,她的自信随着顺产经历的增加而增长。
也是因为要提高顺产率,台州医院产科开始了自我研修的道路。他们引入了美国高级产科生命支持体系,启动了以操作为主的产房培训。在台州医院护校里,产科有了实训基地,并且一年两次对包括产科主任在内的所有人员进行产房技能培训与考核。金筱筱说:“现在在台州,选择来我们医院分娩的产妇,都是想来顺产的。”
3年前,段涛主持的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也启动了顺产工程,从产房设置、人员培训到操作规范一一推进。今年10月,一妇婴西院剖宫率低于30%,顺产中途转为剖宫产的仅0.9%。
但这3年的艰难只有段涛自己才明白。近些日子,他在自媒体“段涛大夫”上发表了题为《奉劝公立医院不要轻易决定开设产科》的文章,他写道:
“一般情况下,只要开产科就得开产房,开产房就得24小时排班,所以产科的人员配置要求至少要比其他科室高30%-50%,甚至还要高。如果想保证安全与质量,让产科医生的工作从容一点的话,可以安排每3-5天值一个夜班,还要值周末班,这样至少需要8-10个产科医生……24小时开放的产房至少需要配置10-12个助产士……如果想要提高安全级别的话,除了在产房7/24(一周7天24小时)配置产科医生、助产士、新生儿科医生以外,最好要配置7/24的麻醉科医生,不仅仅是为了分娩镇痛,更是为了产科危重患者的抢救。”
新华医院产科主任杨祖菁教授说:“我们很努力要给一些年轻的妈妈创造生下一个孩子的最佳条件,但现在人手实在太缺了。”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杨慧霞教授说:“现在不再是呼吁的时候,而是到了必须坚决推进,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时刻了。”围绕顺产,中华围产医学会近期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专家共识以及培训课程,希望尽可能多地覆盖各地医院的产科。
段涛说:“改变是艰难的,关键是政府部门、医院管理者要有作为,不仅要考核也要给予产科足够的支持。推广安全地提高顺产率,是管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