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雨

明年3月，奠定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等关键性条款的《罗马条约》将迎来自己的甲子纪念年。但以当下欧盟非正式峰会的召开为契机，审视欧盟的未来命运，却让人不得不对其战胜危机可以依赖的条件感到担忧。

欧盟是欧洲共同的历史经历与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共同塑造的产物，它曾经或者能够作为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少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首先，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欧盟作为一个地理上连成一块的陆地统一体，于冷战格局中要直接面对苏联，承担看守资本主义世界门户的责任，也因此奠定了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作为举足轻重一极的地位。其次，欧盟最初的设计是经济联盟，以资源的自由流通和体量巨大的统一市场标志高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对外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内使成员国共享发展红利，是它产生世界影响的重要凭据。第三，欧洲人从未放弃自己原创的政治理想———以自由宪政为政治制度基础，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实现群体普遍和平的愿景。而且，欧盟恰恰可以被视为这一政治理想的落实，因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它有理由自视为自由、宽容、平等、博爱等价值的守护者。然而，也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欧盟正在面临的危机对其命运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其一，地缘条件对于一个政治体的意义首先是保证自身安全。然而，从欧盟成立的历史背景来说，其存在的地缘政治意义却并不是首先为了构建起自身的屏障，而是服从于冷战时期美国抗衡苏联的要求。今天我们也不难发现，欧盟在战略选择上仍要受制于美国对俄罗斯以及东方世界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安全保障系统，而是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北约。可是，无论从当今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言论来看，还是关注最近一些美国媒体的动向，例如9月2日《国家利益》刊登的“欧洲、英国和美国日渐消失的首要地位”，都可以察觉到美国出现了放弃无条件为欧盟提供安全保障的声音。而且，与二战后和冷战时期的历史条件不同，当今欧盟的直接对手已经替换成了俄罗斯等独立的主权国家，或者是非国家行为体，如难民群体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当对手在政策和利益选择上更为灵活和多元，世界格局也从阵营对垒走向多极博弈，自保的能力和手段又有所欠缺之时，欧盟在政治格局上的存在意义就难免遭到威胁。

其二，值得注意的是，在欧债危机面前，欧盟的支柱国家，例如德国，很难在保持自身经济活力的同时，顾及到整个欧盟的经济流动性和资源共通性。目前，德国主导欧盟实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对意大利等其他地中海国家而言是复苏本国经济的障碍。这种情况不得不让人们质疑，一个致力于从整体上提升成员国经济活力的欧盟是否还存在？一些成员国是否是另一些成员国稳定和发展经济的手段？至少从当下来看，意大利绝不会认为自己与德国在欧盟框架中享有同等的市场经济自由。实际上，更为深层的反思也许要针对欧盟经济和政治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以自由经贸和自由市场保障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联合，与一个承诺成员民主、平等的政治共同体是否兼容？当这个曾经许诺一起发展的共同体沦为强且富的一方对弱且穷的一方进行支配的既得利益者集团时，那些有自由进出意志的成员就难免要为它的命运重新斟酌了。

最后，在引人瞩目的难民问题中受到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欧盟是否能团结一致地打开或关闭各国的边界，也不仅仅是新老成员之间、西欧与中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可靠；而是欧盟是否能够守护自己的价值观。难民是与每一个欧洲个体一样，有着平等权利的个体。欧盟若只能绝对坚持这种个人主义，并且只承认以权利平等的个体通过自由选择而建立的社会，恐怕就很难找到拒绝难民的实质性理由。然而，难民带来的安全隐患和资源压力是实实在在的，频繁的恐怖袭击已经让欧盟的和平愿景几成乡愿。这个曾以博爱宽容一切而自豪，并因而似乎没有敌人的单位，现在却好似成为以各种理由表达敌意和进行攻击的战场。因此，这里牵出的根本问题是，欧盟能找出可以说服自己成员的理由，去拒斥威胁他们生存的人吗？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问题则是，一种诉诸于普遍自由和个人权利绝对正当的现代自由主义，可以“自由”地确定和针对威胁自身自由的对象吗？　如果欧盟对外无法为自己的价值观划定边界，那也就没法在内部给出拒绝分裂的理由。英国突然做出的脱欧选择对欧盟的打击不只是损失了市场和贸易，而且暴露了其价值观内在凝聚力的不足。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