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世芸
上海市名中医
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
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原会长

 

 

 

科学迷信主义奉近代科学为绝对真理，排斥一切与其观念不同的科学领域，冠以“不科学”、“伪科学”的恶名，这何尝不是在有意识无意识地遏制创新，中医药创新发展要首先警惕这种怪异而可怕的思潮。

 

如果不加甄别和研究地对待中药毒副作用，看到一个有毒的报道，就不由分说地“关掉”这门中药，那么中药可能最后剩下的只有绿豆这样的食品了，谈何创新？！

 

要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进一步完善中医药人才的个性化培养，优化群体知识结构，以满足中医药创新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多向性需求。

 

……

 

直面中医现代化与创新发展中遇到的现实困境与敏感问题，严世芸在“文汇中医药文化讲堂”犀利开讲。

 

文汇报记者 唐闻佳 沈湫莎 整理

 

科学迷信者把西方近代科学奉为绝对真理，粗暴否定一切与其观念有差异的各种研究。这种做法实则在自觉或不自觉间试图扼杀人们的创新精神，禁锢人们的创新思维，是与人类科技进步和创新、科学发展、社会进步格格不入的一股社会思潮，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一度被其视为“伪科学”的中医，而今要谈创新，要发展，首先要冲破这种怪思潮。

 

我感觉当前这几年，中医药要谈创新，首先要批判“中医不科学”论。这些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少中医人。我认为有必要厘清一下。

 

好多时候我们中医学界被某些人指责“不科学”后，就感到压抑，挺不起腰杆子来，这对于我们中医药队伍打击很大。中医药“不科学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回答是否定的，不对！

 

众所周知，历史上乃至近期多次出现反中医的逆流，借口均是“中医不科学”。

 

在我看来，“中医不科学”是个伪命题，它无视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繁衍和昌盛所作的卓越贡献，无视它为我国五千年文明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无视中医药是在现代中国维护民生、防病治病和构建和谐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一种不顾事实的噪声和喧嚣。

 

“中医不科学”论的根源在于科学迷信。近十多年以来，国内诸多学者，比如宋正海、吴雨星、陈冬花等，就“科学”、“科学主义”、“科学迷信”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对他们的一些观点我深表赞同。科学迷信者过分迷恋西方近代科学所取得的成果，相信西方近代科学万能，能解释一切，把它奉为绝对真理，祭上神坛，顶礼膜拜。与此同时，他们把已有的科学理论和结论视为科学戒律，把近代还原论科学体系视为科学发展的终极，也把西方近代科学的科学观、方法论（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作为范式，在超出其可适用的历史阶段和领域范围，泛为使用，用固化的所谓“科学”概念和模式到处贴标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如果我们只用这种范式来衡量当今世界的科学现状，必然是否定和排斥一切与其观念、方法有本质差异的各种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人类研究成果和客观存在，否定世界各国各具文化显著特征的科学体系以及传统科学，同时也不接受当今方兴未艾的复杂性问题、非线性问题、突变问题的研究，一概将其斥之为“不是科学”、“不科学”、“伪科学”等。

 

中医药学理所当然在其排斥之列，讲中医学是不科学也有、讲中医学是“伪科学”也有，这些论调都是出自于那些科学迷信主义者之口。

 

由此可以想见，科学迷信者其实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试图扼杀人们的创新精神，禁锢人们的创新思维，甚至试图剥夺民众科学创新的权利，是与人类科技进步和创新、科学发展、社会进步格格不入的一股社会思潮，也是当今真正科技工作所不齿的一种社会思潮。我们在谈中医创新发展，应该要对这种思潮高度警惕。

 

如今时代正走向新的学科大交叉，科学的现代化进程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中医药创新应该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思考。

 

当今的时代正经历着由科学危机走向科学革命的变革，由简单研究向复杂性研究转换，科学整体化趋势强劲，学科从历史上的综合到近百年的分化，正走向新的学科大交叉和大融合。我们正站在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变革的当今时代，这对中医药学创新来说，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开创中医药学的灿烂明天。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科学的瑰宝，它具有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机械论、还原论相对立的整体论、综合论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其所探索研究的是复杂性、动态性、非线性的生命状态本质。中医药的这一特征，正与当今出现的科学新思潮、科学发展新趋势相吻合，相信中医药学在未来科学发展中将大有作为。科学的现代化进程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中医药的创新和现代化也应作出深刻的思考。

 

中医药创新是一种全面而深刻的科技创新和价值追求，它必将嘉惠人类，嘉惠科技和社会。

 

美国的敢死队、海豹突击队，往往是不同能力人的组合，突破性最强。这就是群体能力的组合，将关系到整个事业的成败。这点对中医创新人才培养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医药科技创新，要在方法论、领导体制、人才机制等方面做出不同程度的调整。

 

关于中医药科技创新的思路。我认为中医药科技创新，不应禁锢在中西医结合、还原论的实证研究、中药有效成分及单体提取等范围中。尽管这些也是必要的，但不是全部。应从中医特质出发，从中医核心观念、思维模式出发，在更广阔的视域中去思考和探索中医药创新问题。

 

在中医药基础领域拓荒

 

中医药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的总结、研究和创新；

 

中医临床经验的全面继承、研究和理论升华；

 

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的梳理、研究和创新；

 

中医养生和治未病理念、理论和方法的系统整理、研究和推广、创新；中医学的哲学、文化总结和创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中医药体系的构建；

 

其他：中医诊断客观化研究、中医治疗技术研究和提高。

 

在诸多研究当中，我认为中医理论、原理的继承和创新、中医临床思维的梳理和创新是居于首位的创新。世界的科技史研究表明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突破，是带动整个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所遗憾的是几十年来的研究，我们并没有触动中医理论获得突破性的进展。这方面当然有它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科技手段，以及哲学理念、方法论，还不足以去突破中医药基本理论，但是必须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积极推进创新方法学的探索

 

方法学非常重要。世界科技进步进程中，“新三论”不仅推动了20世纪的新一代技术革命，而今又推动了更新更深刻的一场科学革命。“新三论”就是突变论、结构论和协同论，它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科技发展。所以，方法论的探索对于学科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建立中医药创新的方法学应从几方面探索：

 

进一步深入探索多学科交融。研究中医药学的方法和路径，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哲学、艺术等方面。

 

中医药创新的文化、哲学方法的探索和建立。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很多传统哲学在中医学当中的一种反映。要与时俱进，要取得中医药的发展和突破、创新，一定要加强在文化和哲学方法上加强探索，使之有助于推动整个中医药创新进程。

 

要积极探索和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在中医药创新当中的运用。北京、上海都已经开展了大数据的研究。但是，大数据如何真正紧密地结合到中医药的继承和创新当中来，我们还需要做很艰苦的努力。因为大数据是被我们利用的，我们怎么利用它？用什么思路去利用它？这就全依仗我们的研究。

 

探索建立中医复杂系统研究方法。中医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在主体和客体间存在非常复杂的现象和关系。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规律、重复性也不像现在西方的近代科学那样，可以完全重复、呈现线性的结果。所以复杂性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中医界来说很重要。国际上已经在开展复杂性研究，突变性问题的研究，还有非线性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和中医思路非常接近。所以，我们应该探索中医药复杂系统研究的方法。

 

探索建立中医药非线性的研究方法。非线性，与复杂性问题相关，简单说，就是函数不在一条直线上面，两个相关点上完全可以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完全不能叠加；它的曲线是可以折叠的，也可以断掉，各种曲线都会出现，与线性完全不同，规律性也是非常复杂。我认为，这一类问题必须思考和探索新的方法论，以促进中医药的创新。

 

总之，我认为要用新思路、新技术、新方法开展对中医药继承、验证、揭示、突破等方面的研究，使中医药学取得与时俱进的发展。而在这种研究进程中，由于参入了中医药这一不同于现代科技思维方法的要素，有望对创建一种崭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学提供启示和帮助。

 

怎么看待中药毒副作用与中医药创新

 

除了上面提及的一些内容，我认为中医药的创新还应该重视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中医药饮片质量问题。当前中药栽培属于农业部管，收上来以后才作为药品管理。这种管理分工使中药饮片的质量输在了源头上，中药的品种、产地、种收的时间、肥料、农药等等均无法按药品要求进行控制，还谈什么中药创新，同时也严重影响中医临床疗效。

 

中药创新第二个要重视的问题，是正确地对待有毒副作用的中药，不能一经发现就采取弃之不用、禁止使用的方法，既不研究、也不甄别，长此以往，中药就只剩下食品了，还谈什么中药创新。

 

现在我们对中药的态度就是这样子，发现一个中药出现某些不良反应或有毒副作用，马上就把这个药停用，禁止使用。特别是外国出了什么问题，更加重视。比如说马兜铃酸中毒问题，出问题用的是关木通，我们晓得关木通本身就是不入药的，他们恰恰是用了关木通才中毒的，但结果是连累潼木通也禁用了。如果长此以往，发现一点副作用就取消，就停用，那中药剩下的恐怕就只有绿豆、莲子这类食品了，还谈什么创新？！

 

第三个问题我认为中医药创新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强对中医药复方的研究。中药单体研究固然需要，但是影响中医药创新更重要的是中药复方，它直接关系到中医药的临床实践基础。

 

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的创新，是中医药创新的保障

 

要进一步致力于突破当前各学科领域条块分割、各据一方的格局，探索建立更有利于中医药的多学科协同创新的领导体制，建立具有良好综合效应的创新中心、创新平台。

 

另外，一个体制的创新需要相应的运行机制支撑，不然，这个体制最后要垮掉。这个机制包括协同运行的机制、科研奖励的机制、课题管理的机制、人事及技术人员进出机制、人才评价机制、财务管理机制等。

 

现在我们的人才评价机制就极不合理，单位专业人员不管在什么领域、什么岗位上工作，评价机制基本上都是一个标准，大都是以SCI、国家自然基金课题为主要评价指标。在这种导向下，我们的传承性人才必然被这股洪流拉过去。在外学习三年，传承得再好，回到单位就回到了原点。

 

这些机制的建立有赖于许多政策的突破，没有政策的突破是建立不起来新的创新机制的。这一点，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已经很深刻了。

 

实现中医药人才多途径培养，个性化发展是创新关键

 

以中医药继承创新的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构建院校教育、传承教育、多学科交叉复合性培养、业内业外的培养、终身教育等相结合的多途径培养中医药人才的教育体系，建立中医药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和制度。

 

中医药的继承创新需要知识结构各异的人才，更要注重中医药人才群体知识结构优化，必须克服单一知识构成的人才培养模式，应该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改革教学制度、教学计划、课程结构、教材、教学方法、培养途径等，进一步完善中医药人才的个性培养，使他们既有扎实的中医药功底，知识结构又各具特点的中医药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药队伍的群体知识结构优化，才能满足中医药继承、创新的多向性发展需要。

 

这里我经常讲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用原来的学年制教育，不管男女、兴趣爱好、特性特点不同，进校后都是一个教学计划，几十门课程，多少课时，合格了你就毕业。结果群体组合跟一个人的创造性能力是差不多的。你会的我会，你不会的我也不会。而创新性的要求是多向性的需求，需要跟相关科技领域的专家合作，实现数、理、化、生等各学科领域在不同的方向上跟中医药结合。我们队伍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结合能力，才能够做到多学科交融，实现中医药创新。

 

这就需要有一个个性化培养的过程，有扎实的中医功底，同时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又各有特色。这样的群体组合是最有突破性的。举个形象通俗的例子，就像美国的敢死队、海豹突击队，都是不同能力人的组合，突破性是最强的，最能够取得成功。这就是群体组合，关系着整个事业的成败。所以我认为这一点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记者手记 看“中医外交”如何酷炫全球

 

曾经备受争议，曾被捧上神坛，不管怎样，这些年，中医药毋庸置疑地重新火了。细观近两年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医药可谓绕不开的“大明星”。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致辞指出，“中华书画、京剧、中医等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得天独厚的资源。

 

2013年4月，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中医药是两国领导人会谈重要内容。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比什凯克见证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中医药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2013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见证中国-乌克兰中医药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共同见证北京中医药大学和西悉尼大学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推动在澳洲建立中医中心，支持中医药与海外需求接轨。

 

2014年12月，李克强总理出席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捷克总理索博特卡和黑山总理久卡诺维奇，中医药均被纳入领导人会谈内容。捷方提出希望加强中捷两国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在捷克共同建设中医药中心。

 

与此同时，中医药被纳入中国-法国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在传统医学领域进入全面战略合作期……很多人说，中国正从此前的“乒乓外交”走向“中医外交”。这样的转变显然得益于这些年世界对中医药的好奇，或者说是期待。

 

过去50年，现代医学经历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高新治疗手段层出不穷，人类生命周期获得延长，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医学发展也渐渐面临巨大困局：慢性病发病率快速增长，全球糖尿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人群令人触目惊心。现有预防保健体系和方法不能有效的遏制慢性病飙升，医疗费用急剧膨胀，潜伏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直言，“现在许多国家已经走到了可供性的边缘”。

 

当前医学困境，呼唤新的医学模式，中医整体的、多靶点的、多层次的作用和调节对复杂慢性疾病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中医药逐渐被世界关注的重要原因。

 

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医改，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题。”在国内中医界看来，这个“中国式办法”离不开中医药。中医药的独特资源，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以及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应该成为我国推进新医改、构建全新医疗服务模式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让我们来设想下，新的医学模式，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第一，一定是健康促进。预防为主，让人们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保健康，降低防治重大慢性病的卫生总负担。

 

第二，中西医协同发展。中西医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作用，显著提高慢病防治效果。

 

第三，融合现代科技。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提高健康服务可及性、便利性以及社会健康服务效率。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趋势。

 

在这股浪潮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期待中医药加快现代化进程，期待中医药的转型发展，不能在原地踏步。我们已经看到传统中医药在中医诊疗技术数字化，依靠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支撑实现“信息-数字-知识-决策”转化等突破。但仅仅是一小步，中医药创新还需要在预防与治疗、继承与创新、人才培养、对外合作交流、产业化等方面突破重重难关，在中国，它还面临如何发挥中西两种医疗体系并存的独特状态，在理念上相互借鉴，在技术上相互补充。在海内外一片高擎“精准医疗”新时代的旗帜下，机遇与挑战并存。

 

本报记者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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