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一定的税负水平能够提供多少公共服务，还在于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和财政支出结构的改善，以及财税体制的配套改革。当前，居民和企业之所以感到税负过重，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有关。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改善财政的支出结构，处理好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等关系，让更多的钱直接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项目

近年来，中国的统计制度有了较快的进步。试举一例说明。2012年第四季度起，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据此，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的统计公报中第一次发布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至此，结束了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居民收入统计按城乡分别进行的历史。

GDP增长不同于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其目的都是为了老百姓福利水准不断提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的收入要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持续增长，这是从绝对水平意义上说的。从相对水平意义上说，如果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更多的个人可支配收入，那么，老百姓也同样能够分享到更多的增长带来的福利。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形如何呢？为此，我们计算了2013、2014两年中国内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下简称为“人均收入占比”）。

2013年，中国内地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此为初步核算数据，不用最终核算数据的理由是，因为当年统计公报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与此对应的，下同），年末总人口为136072万人，人均GDP为41805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11元，人均收入占比43.8%。2014年，中国内地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年末总人口为136782万人，人均GDP为46531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人均收入占比43.3%。这就是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占比的水平。

从GDP到个人可支配收入，中间有一些减项，如果减项的数额较大，则个人可支配收入就较小，其占GDP的比重也就较低。那么，从GDP到个人可支配收入有哪些中间指标和减项呢？这里，以一组等式来表示：国内生产净值（NDP）=国内生产总值-折旧；国民收入（NI）=国内生产净值-间接税；个人收入（PI）=国民收入-公司未分配利润-企业所得税+政府给居民户的转移支付+政府向居民支付利息；个人可支配收入（DPI）=个人收入-个人所得税。

中国的人均收入占比显著地偏低了

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较高，折旧的总额就可能较大，但是，中国现行会计制度中的折旧率设置较低，进而折旧的相对水平并不高，两个因素相抵，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折旧总额占GDP的比重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公司未分配利润，政府给居民户的转移支付和政府向居民支付利息的数额，均不可能对人均收入占比形成较大的影响。可见，间接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主要的减项，各国间人均收入占比的差距主要由此获得解释。当然，由于各国（地区）福利制度和经济结构等方面有着差异，人均收入占比可能具有一定的不可比性，但是，当这一占比存在较大差距时，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

在国际上，因税负高低，人均收入占比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以中国香港、美国、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相对低税负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占比一般在80%左右；二是以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西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相对高税负国家，人均收入占比一般在60%-70%。据IMF和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上，第一种情形的国家或地区，美国为79.80%，英国为78.10%，日本为81.54%，中国香港为79.97%；第二种情形的国家，法国为61.02%，德国为62.33%。据此对照，中国的人均收入占比显著地偏低了。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居民和企业税负较重的一个间接证明。顺便指出，IMF和世界银行曾有对中国人均收入占比的估算：2010年为24.34%。这显然是低估了。尽管中国内地人均收入占比肯定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也可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不至于低到他们估算的结果。

要理解“税收价格”的深刻含义

税收是公共服务的价格。简单地比较人均收入占比确实会产生偏颇，就像西北欧国家，尽管它们的税负较重，人均收入占比低于英美等国，但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较高，也就是说，西北欧国家的老百姓缴了较多的税，但他们买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也相对较多。当然，高福利带来了其他的矛盾，有待重新认识，相关制度也必须改革，但这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

在中国，人们现在还很难理解“税收价格”，即税收是公共服务的价格这一概念的含义。这一方面与国人的纳税人义务和权利意识有关，另一方面，税收并不直接表现为人们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但是，只要清楚了我们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作为纳税人支付了税收才得以获得的，就可以体会“税收价格”的深刻含义，也会对现代社会的税收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定的税负水平能够提供多少公共服务，还在于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和财政支出结构的改善，以及财税体制的配套改革。当前，居民和企业之所以感到税负过重，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有关。财政支出过多地用于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甚至是“三公”消费，挤占民生支出，是亟待继续解决的难点问题。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于一些高科技或其他建设项目可能也有利于民生，但远远不像直接投资于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使老百姓更能有幸福感。因此，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改善财政的支出结构，处理好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等关系，让更多的钱直接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项目。

文/陈宪（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