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近日披露的报告在文学与出版界引发关注与质疑。该报告称，根据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万家图书馆的馆藏情况统计，今年有20部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被超过30家图书馆收藏，其中有16部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麦家的《解密》以近700家图书馆的收藏量位居第一，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也有近500家图书馆收藏。

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出版，正逐步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深入到大众读者中间？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给出的回答是：为时尚早。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仍然低迷

记者注意到，报告中并没有说明这些图书的采购时间，相关的馆藏统计更像是历年累积而成的数据。从这个角度出发，九久读书人副总编辑彭伦认为，考量文学作品影响力最硬的指标，应该是作品在多少国家出版、被什么样的国家出版以及销量。同时，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读者面也不同，所以单纯以量来做比较说明不了多少问题。

同样对图书馆数据持保留态度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他表示：“麦家的作品是作为类型小说被翻译的，当然收藏的公共图书馆多。但是类型文学不能代表文学的全部。”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当代文学中，海外出版情况较好的仍然集中在余华、莫言等极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上，这一情况目前并没有改变。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低迷。有学者注意到，上世纪50年代起编辑发行的英文版《中国文学》月刊已经停刊；另一套旨在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法文版丛书也已不了了之。

谁来翻译中国文学是个问题

从技术层面来看，版权代理和翻译成为阻碍更多中国当代文学“蜚声海外”的两大因素。

新锐作家小白的长篇小说《租界》能够以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德语和荷兰语等多个语种在相关国家售出版权，就与九久读书人和国外主流出版界的密切联系有关。但放眼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海外版权的专业化程度仍然无法与国际对接。哪怕是麦家的《解密》，尽管已经被译成12种语言并与17家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其海外版权代理人谭光磊还是将其归功于难以复制的幸运与巧合。

莫言的英文译者是美国人葛浩文，《三体》的英译者刘宇昆是生长于美国的华裔，《解密》的英译者是英国人……近年一系列在海外引起关注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背后都有一名外国译者。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对于更多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传播上采取的都是由国内翻译家把作品翻译成外文的做法，效果并不好。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红楼梦》：由杨宪益、戴乃迭共同翻译的英译本尽管在国内翻译界有口皆碑，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却远远不及英国人霍克斯的版本。原因很简单：翻译的传播过程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眼下外国人接受中国文学的水平，实际上还处于近代中国的林琴南时代。此时需要更加熟悉当地读者语言习惯和审美趣味的本土译者，来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落地。

海外影响力不是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的权威参数

究竟该以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成为许多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文学作品的海外接受度，和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话语权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国内文学界摆正心态：海外影响力，不应成为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的权威参数。

在罗岗看来，世界上所有作家都不是为了被翻译而写作的，当代中国作家也一样。如果一味追求来自海外的接受与认可，就会被外来的风吹得东倒西歪，变成追赶潮流，在创作中失去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每个作家，真正面对的首先应该是自己的土地和与自己操着同样语言，承担共同历史和现实命运的读者。也就是说，根本问题就是作品首先是为谁书写的，作品的第一读者是谁。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的作家们意识到世界上也有其他读者存在，才不是一件坏事。

文汇报首席记者 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