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十几部乃至几十部新作在“上海之春”首演，但让大众念念不忘的屈指可数。除了作品本身走入“单纯炫技”的歧途之外，新作品的流传和留存，还需要时间的成全，需要在推广上充分利用传播手段

　　从创立伊始就以推广新人新作为己任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今年共有9台节目集中展示一批新人新作，仅上海音乐学院就将推出54位新人、45部新作。与此同时，如何让这些新人新作真正传播开来、留存下来，成为摆在主办方面前的新课题。走过半个多世纪，今天的“上海之春”，如何更好地为青年艺术家启幕亮灯?

　　《梁祝》首演连演两遍

　　《梁祝》、《红旗颂》、《白毛女》，何占豪、吕其明、朱践耳、俞丽拿、闵惠芬，这些经典作品和艺术大家，都是从“上海之春”这个舞台上走出来的。

　　《梁祝》的首演，就是在兰心大戏院的舞台上，时间是1959年5月27日。观众的掌声热烈，以至于当年18岁的俞丽拿将这部作品又完整地演奏了一遍，才平息了观众的情绪。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后来共获得了五次金唱片与白金唱片奖，是在全世界演出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

　　第五届“上海之春”，还未完全成型，仅仅是舞蹈片段的《白毛女》首次试演便受到观众欢迎。第二年，舞蹈家黄佐临、胡蓉蓉等在其基础上做了精心修改，既运用了西方芭蕾语汇来塑造人物，又在表现手段上融合了中国民族民间舞、传统戏曲、武术等，正式首演便轰动全国，成为国内芭蕾舞剧的代表作，至今仍是上海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之一。

　　作曲家吕其明的代表作之一《红旗颂》，第一次亮相也是在“上海之春”。他曾经这样回忆这部作品的诞生过程：“在上海音协的一次会上，大家对‘上海之春’的初选节目作了研究，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会上决定由我赶写第一部作品，起名《红旗颂》。”1965年，这部管弦乐序曲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首演，至今仍是我国上演率、电视广播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

　　一些新作被批“炫技”

　　可以说，“上海之春”举办至今的最大成就，在于为上海种类繁多的新作和层出不穷的新人提供了一个可推广的平台;新人新作也成为“上海之春”的活力基因。然而不可回避的现状是，近年来，尽管每年都有十几部乃至几十部新作在“上海之春”首演，其中的大批作品首演后便销声匿迹，让大众念念不忘的屈指可数，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

　　新人新作不被接受，一部分原因在于作品自身。就拿音乐创作来说，上海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作曲家陆在易此前，就用“单纯炫技”来评价当下一些青年创作者的作品。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杨燕迪也说，大部分乐迷的耳朵都停留在19世纪末，是因为大多数现代音乐作品充斥着复杂的和声、支离破碎的旋律、刺耳的音响，以及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组织结构。他还讲了一个笑话：有位年轻有为的当代作曲家，在著名音乐厅举行个人作品音乐会。父亲在演出结束后对他说：“儿子，我为你骄傲。不过我不明白，你的音乐真的总是这么难听吗?”

　　给予更多亮相机会

　　不过，把板子都打在创作上也有失公允。杨燕迪这样分析说，“听众都希望音乐是好听的。然而，古典功能和声在作曲家手中玩了三百年后，已经内存耗尽，要想说点前人还没说过的新鲜事，非得使用新创语言不可。这是当下音乐创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新作品的流传和留存，需要时间的成全。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巴黎剧院首演时，因为“难听”而引发骚乱，作曲家不得不从后台离场。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本届“上海之春”除了一如既往地扶持新人新作之外，更将重点放在首演之后的推广上。组委会副主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许舒亚说，今年除了恢复一度中断的专项评奖机制，设立优秀新人表演奖和优秀原创作品奖之外，还将在评选结束之后，做好获奖个人及作品的后续宣传推广工作。“今天已经和贝多芬的时代不一样。那时一部作品要流传开来，只能靠演出，今天传播手段更加多样，在推广上要充分利用。”此外，许舒亚还表示，“上海之春”除了给众多新人新作提供首演舞台外，还应该隔一两年挑选其中的优秀作品进行重演，从而使之获得更多亮相机会。

　　文汇报首席记者 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