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国外旅行，经常会跑到书店。但很少能看到中国文学作品的踪影，即使有也是被撂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由此我了解到中国文学的真实处境：尽管有那么多年的力推，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仍然是少而又少的。”昨天，“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译介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王安忆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真实图景的描述，即刻得到汉学家葛浩文的回应。
葛浩文有“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之称，是将莫言作品介绍给英文世界的重要译者。在他看来，莫言获诺贝尔奖，让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度提升了不少，但中国文学却没因此变得更受欢迎。
文学是否有公认的标准
葛浩文指出，中国当代作家缺乏国际性视野，写作上几乎不考虑不同文化消费者的欣赏口味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学的结构与写作方式对当代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譬如说，中国小说可能一上来就花几页纸描述一个地方，这对英文读者来说，会立即让他们失去耐心。”葛浩文说，尽管作家没有为读者写作的义务，更没有为国外读者写作的义务，他们可以只为自己而写，但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强烈意愿和努力，写作就不能无视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公认的对小说的标准。
这个观点立即引发了争议。法国汉学家何碧玉表示不认同。何碧玉曾成功地将沈从文《边城》翻译成法语并在法出版。她提出，东方美学有东方美学的标准，西方美学有西方美学的标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按中国的美学传统，写作是要无限贴近现实生活的，而琐碎之美正是中国美学的一部分。“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红楼梦》和沈从文的作品怎么合乎西方美学的标准?”“不能要求中国小说完全符合西方小说的标准，文学不应该设有标准。”
严肃文学外还有别的吗
在葛浩文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另一个问题是：小说人物缺少深度。中国小说创作有着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叙述的倾向，但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却很少。把人物写得跃然纸上，使人物的形象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这当然是不容易做的，但这却是西方敏感的读者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葛浩文提到了近年来非常畅销的瑞典作家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即使在中国，只要提到他的《龙纹身的女孩》，年轻人都知道。“千禧三部曲”目前已译成了多国语言，风靡世界。这部近年来瑞典文学走出去最成功的例子，非常值得中国当代文学思考：严肃文学是不是能作为一个国家唯一向外传播的文学类型?一个国家的文学以类型化的小说闻名世界是好事还是坏事?另外，葛浩文提出，英文小说中常见不少名句，譬如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相比之下，中文小说就很难找到这么脍炙人口的金句。这也是中国小说难以扩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文汇报记者 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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