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许多年后的2014年4月17日,他在弥留之际,是否还能够回忆起那个遥远的获奖的夜晚?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他的故事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在其喧嚣纷乱、令人困惑但却令人信服的确定的现实中,它反映了一个大陆及其人们的财富与贫困。”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马尔克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这条消息迅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震动与悼念,其中包括受其巨大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界。
大师远行,在我们的文学世界里,还会有下一个马尔克斯吗?就此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著名作家王安忆、毕飞宇、格非、孙甘露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许多年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忆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在《百年孤独》开头的这个句式,在冷峻与感伤之间,以一种深刻的诗意、命定与魔幻相交融的色彩,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30多年。至今,你还能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陈忠实、贾平凹、阎连科等中国一线作家的早期代表作中品味出马尔克斯的“语音语调”。
陈众议:将来也许是村上春树、丹·布朗和郭敬明的天下
昨天清晨,陈众议收到墨西哥发来的一条短信,朋友告知: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了。
“得到消息后,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文学巨匠的离开是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消失的标志。”陈众议和马尔克斯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989年3月6日,彼时陈众议在墨西哥城留学,被请到一个神秘的小型宴席上,主宾正是马尔克斯,那天是他62岁的生日。陈众议抓住机会向马尔克斯请教了他对翻译和对文学潮流的看法,马尔克斯留在陈众议印象中的除了机智精彩的回答,还有他一口乡音未改的加勒比“方言”与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还有一次是在1996年,在西班牙的图书节上,陈众议与马尔克斯又相遇了,交谈寒暄后,便是在人头攒动的聚会上听他发表演说。
事实上,陈众议与马尔克斯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两本书的作者。他说:“我并不赞同他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作品,但他的逝世让我非常失落。马尔克斯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手法,继承了古典严肃文学的伟大传统,让人们醒悟到文学不是游戏,不是让人娱乐至死的纯消遣。马尔克斯走后,文学的民族性,文学的道德功能、民族认同功能和民族审美功能等话题也许又会引起热烈的讨论。在全球化的文学语境下,将来也许是村上春树、丹·布朗和郭敬明这一类作家的天下。”
陈众议说,一些中国作家与马尔克斯确有某种“神交”,他们还在顽强地坚守文学凝聚世道人心的立场,但他们和村上春树、郭敬明等相比,得到的市场和呼应都太小了。“中国文学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民族认同,更不能任由民族文学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在消失。”
王安忆:马尔克斯在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他神秘性不断被破除的过程
“马尔克斯一直很重要。只是因为死亡,我们对他这个人的关注好像瞬间变得重要起来。拉美文学寻根的那一批作家,不止马尔克斯,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的写作影响是巨大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外国文学还非常有限,一下子看到马尔克斯,对我来说可能感到非常特别、奇妙、大开眼界,后来的阅读面宽了,逐渐了解到马尔克斯之前有很多优秀作家,之后也会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所以只能说马尔克斯是文学史上最好的作家之一。不能给任何一个作家打上‘空前绝后’这样的标签。
“马尔克斯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过。最喜欢的当然是《百年孤独》,因为它确实十分好看。我觉得《百年孤独》像一部‘盖了帽’的长篇:它让我看到的不仅是拉丁美洲的一百年,它简直是把整个地球端到了我的面前来转动了。”
1994年,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设“小说研究”课,曾专门花了三堂课的课时来和学生们讨论《百年孤独》。在她选择的名单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唯一一部现代主义小说,这足以看出她对他的推崇。王安忆表示,包括马尔克斯在内的现代小说的心灵世界的景观与之前我们习惯的现实主义时期的小说景观是完全不同的。外表的奇特性越强烈,内心越是现实,这与古典小说截然不同。古典小说的外壳是现实的,内心却总有光照耀一样。而马尔克斯的小说则好像不断在往下坠落,就像一艘沉船,光照耀下的景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地平线以下的景观。
回到《百年孤独》,其实马尔克斯一直在“拆房子”,拆的同时建立了一个世界,一个虚空的房子。这就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他人的区别,很多被冠以“魔幻现实”的小说,“魔幻”只是整部小说的一种装饰和气氛。只有马尔克斯具有极大的概括力,他的“魔幻”担负着给这个独立的心灵世界命名的性质。
在王安忆看来,从1984年《百年孤独》中译本出现,到现在的30年,既是马尔克斯在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他的神秘性不断被破除的过程。她说:“现在,思想仿佛进入了一个大众的消费时代。关于人生的良药多得不得了,各种各样的哲学,仿佛都能提供给你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结果现在的人,反而有抗药性了,变得哪种道理都不太有说服力。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年轻人对马尔克斯的阅读兴趣会逐渐下降,不像我们读的那时候,具有极高的新鲜感与冲击力。对比上世纪80年代的阅读热潮,更多的是自发地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现在似乎更多地谈论市场,不适合谈论严肃文学。”当然,他的书还是会有读者。在这个多样化的社会,阅读选择也是多样化的,这也可能是好事。
毕飞宇:马尔克斯和他的读者都走向了历史
刚刚从伦敦书展回国的毕飞宇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不会再出现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了。”毕飞宇肯定地说。他的理由是:这是一个大家都想省力气的时代,现在大家这么忙,下班后能抽出时间来读书也是作为一种消遣来读,而《百年孤独》这种小说极其消耗作家,也消耗读者。
“我并不是说将来就不再产生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了,也不是说将来的读者不再读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了,我是说整个文学的走向是消遣文学会成为主流,主流的阅读方式是在地铁里拿着手机阅读。”
毕飞宇说,马尔克斯对文学的另一个贡献是他跟出版商的版权纠纷问题。“这种不依不饶,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出版业。出版是要讲规矩的。马尔克斯让人们知道这样一件事:还有作家在版权问题上较劲的。”
格非:伟大而畅销的作家还会出现
“不错,现在是一个消费性占据主导的文学时代,但我相信像马尔克斯这样伟大、深刻又畅销的作家还会出现,前提是要有很多条件,天时,地利,人和,融合历史与现实……我说不准他会什么时候出现,在哪里出现,但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格非肯定地说。
格非对严肃文学的未来表现出相当的乐观。他告诉记者,早在150年前,法国作家福楼拜已经看到了文学面临终结,这之后整个世界都在重构文学艺术,要么把文学艺术纳入市场,取悦读者,要么对文学的冒犯性视而不见,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可见的。拉美文学爆炸,从某种程度上挽回了文学的尊严。
“《百年孤独》初版时,编辑提出印8000册,马尔克斯觉得根本不可能卖出去,他本人更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到现在能畅销到卖出5000万册。你真的指不定什么时候会再冒出一个马尔克斯。”
在格非看来,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意义仍然值得深思。“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是争议最小的作家,他自觉地回到自身的文化土壤里面去,整合西方文学手法,也关注本民族的民间故事,呈现出一种五彩斑斓的文学面貌。此外,在他的《百年孤独》之前,很多人以为巴尔扎克式的宏大叙事已经衰退了,但他重新使用了宏大叙事并获得了成功,这导致想象力的巨大解放。”
孙甘露:马尔克斯的继承人不是要简单重复马尔克斯
“我不认为马尔克斯之后再无‘马尔克斯’了,每一个时代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学,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写作,马尔克斯的写作是很难被重复的,但他的影响将持续,他示范了如何用西方文学的手法来讲本民族的故事。”
孙甘露说:“在文学上继承马尔克斯,不是跑出来10个简单重复马尔克斯的小马尔克斯,而是在他所代表的文学传统上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写《2666》的罗贝托·波拉尼奥。”
但孙甘露也承认,从爆炸性的角度来看,也许将来确实很难再出现马尔克斯这样轰动性的文学人物。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现在传播渠道太多了。遥想上世纪80年代,文学翻译是将累积了一段时间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信息一次性介绍到国内,因而特定时期内的特定几位文学大师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所有文学爱好者和青年读者最关注的对象,造成的影响几乎是终身性的。时至今日,文学翻译早已与世界同步,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龚古尔文学奖等文学奖项获得者的作品都在短时间内引进国内,有的甚至早已在获奖前就出版了中文版。持续、有序的同时,也使文学影响力平均化了。再加上,与国门初开时不同,现在的文学读者拥有太多的选择,注意力分配更趋小众化。
文汇报首席记者 吴越 文汇报记者 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