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取历代汉服之精华，各式各色，熠熠生辉，令人惊叹。而在胡晓明看来,《红楼梦》中的服饰描写还是以衣裳写隐情的集大成，使得“衣”这一符号的古典叙事/抒情传统得到极完美的发展。

服饰中蕴含的美学，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符号。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曾以“衣”来比喻修辞之学，所谓“衣者隐也，裳者障也”。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衣的关注，更多是从物质层面出发，而较少涉及文学与艺术层面。

十多年前，胡晓明开始研究这一课题。在他看来，艺术与文学中极为丰富的衣意象与衣感性，足以展现出中华民族以艺事通天文、以艺事通情文之美感特色，从中可认知华夏文明区别于西方文艺之精神微至处。因此，衣之华夏美学，既是一套政治社会历史之大美学，亦是人心微处的小美学。衣道的核心，是文质彬彬的传统，温柔敦厚的情意，修炼内在生命的德性，表现文化生命的充实。探讨“衣道”如何可能，即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复苏如何可能。

本文正是从艺术与文学的角度来说“衣”。

——编 者

中国艺术与中国文学，“衣”意象之指向不一。前者指向宇宙生命之道的体验，这与道家的气化本体论以及儒家的道德美优势有关系。后者指向人心人情之微至，衣是怀乡怀人诗、乐府诗、战争诗以及艳情文学的重要符号。

“衣者隐也”与中国抒情传统

王引之训“衣”为隐：

依，隐也。（古音微与殷通，故依隐同声。《说文》，衣，依也。《白虎通义》，衣者，隐也）。谓知小人之隐也。

案，衣隐同义，“隐”即含藏在里面的东西。又有言内与言外之别，一方面隐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又表现一些东西。因而形成中国文学特有的衣思维：含蓄地表达、不言之言、言在此而意在彼。闻一多更将此发展而为隐喻：

隐语古人只称作隐，它的手段和喻一样，而目的完全相反，喻训晓，是藉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藉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喻与隐是对立的，只因二者的手段都是拐着弯儿，借另一事物来说明一事物，所以常常被人混淆起来。隐与喻，目的虽不同，效果常常是相同的。

从现代的观点看，文章写作之“衣思维”，兼明喻与暗喻，恰是中国诗学的艺术要义。中国抒情文学一大特征，即抒写隐情，即：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隐蔽的感情，往往是一种私人文学。其实不一定是为了抒情，如果要抒情，不如写小说或散文直言更有效果。往往是为了制作一件美丽的语言衣裳，作为人生的某种耐人寻味的纪念。

抒写隐情的特征，皆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灵动化、细节化、韵味化，尤其是爱情文学中的衣，是一个传达情意的语言艺术符号。

吾人可暂离经学，从文学角度解读《诗经》中那些男女之辞：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郑风·子衿》）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郑风·出其东门》）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郑风·褰裳》）有狐绥绥（朱熹：“绥绥，独行求匹之貌。”），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卫风·有狐》）以衣饰代指心中暗恋的理想才子或娟洁的女子，言在此意在彼。再看婚后的家庭生活中：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蒙。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豳风·东山》）征夫思家或思妇怀远，，皆借衣以抒写深情，遂成后世一大传统手法。再看宋词中的衣饰作用：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

（晏几道《临江仙》）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牛希济《生查子》>既刻画了多情女子的美丽神情，亦写出了两心相通的深心密意。“心字罗衣”与“绿罗裙”，从此成为男女抒情的美典。

衣对身体的指涉，成为香艳诗词的经典手法：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

（陶渊明《闲情赋》）衣对自己身体的指涉，亦成为入骨相思的经典手法：譬如《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一句，世后续写不断。

后代的以衣思亲，成为一种传统。陈玉兰《寄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唐代边塞诗如“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不胜举。

《红楼梦》：以衣裳写隐情的集大成者

《红楼梦》更是以衣裳写隐情的集大成，艳情文学的张扬发露，已经变而为日常人生的素朴自然。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有一个场面：

（宝钗）说着，一面又瞧他手里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宝钗道：“嗳哟，好鲜亮活计！这是谁的，也值的费这么大工夫？”袭人向床上努嘴儿。宝钗笑道：“这么大了，还带这个？”袭人笑道：“他原是不带，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见由不得不带。如今天气热，睡觉都不留神，哄他带上了，便是夜里纵盖不严些儿，也就不怕了。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工夫，还没看见他身上现带的那一个呢。”宝钗笑道：“也亏你奈烦。”袭人道：“今儿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来。”说着便走了。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

不想林黛玉因遇见史湘云约他来与袭人道喜，二人来至院中，见静悄悄的，湘云便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林黛玉却来至窗外，隔着纱窗往里一看，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旁边放着蝇帚子，林黛玉见了这个景儿，连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儿叫湘云。湘云一见他这般景况，只当有什么新闻，忙也来一看，也要笑时，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不让人，怕他言语之中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走罢。我想起袭人来，他说午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们那里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只得随他走了。

为什么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两声？作者没有写。原来黛玉和湘云所见这一幅“夏日侍睡女工图”，使情痴的黛玉，产生了羡慕嫉妒，甚至对宝玉的怨。这幅图至少有两层意蕴，一是宝钗有意无意间取代了袭人，二是宝玉的兜肚，必然含有宝玉最隐秘的生命气息，接触这个兜肚的人，一定能感应这种气息并传递某种信息，以一小小的衣物，自然而细致地揭示了钗黛之间微妙的情场心理。作者不是抒情，而是写隐情。将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

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宝玉在贾政面前做诗，得了表扬，一出门，就被几个小厮围住，要他赏钱，一个要解荷包，一个来解扇囊，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黛玉听说，将正绣着的一个荷包，一赌气几剪刀铰破。因为，她以为宝玉的那个荷包，当然也在小厮们抢劫之列了。荷包也是一针一钱绣出来的，是情感的符号，荷包还熏着女儿喜欢的香料，更是私己情意的符号。黛玉如何不生气？于是，当宝玉连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红袄襟贴身的地方将荷包解下，递与黛玉时，黛玉又如何不感动呢！小小的荷包，竟负荷着又悲又喜，又嗔又爱的感情。再看第三十四回，宝玉叫晴雯送两条手帕给黛玉，为什么这样做，作者也没有写。黛玉说：“这帕子肯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用吧。我这会用不着这个。”晴雯笑着说：“不是新的，是家常旧的。”黛玉一听，想了想，一下子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罢。”书中写道：“林黛玉已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驰荡。”

而宝玉与晴雯的感情发展，始终有“衣”在其中穿针引线。第五十一回，袭人不在家，晴雯与麝月服侍宝玉，夜间麝月出去，晴雯唬她，没有披衣前着了凉，宝玉叫她“快进被窝来渥渥”，这是二人因缘之始，是小儿女无机心纯洁动人的情缘。接下来晴雯果然病倒，恰巧宝玉将贾母所赐一件俄罗斯来的孔雀金裘烧了一个洞，明早见不得老祖母。于是正发高烧的晴雯只得奋勇拼命，以至补完之后昏倒在地。后来晴雯死后，宝玉睹物伤心，关起门来焚香祭亡魂。尤其是第七十七回《俏丫头抱屈夭风流》，写晴雯临死前拼尽残存的一点力气，在被窝里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要宝玉穿上，说：“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一样了……，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这真是中国文学中惊心动魄一幕！晴雯姑娘之用贴身小衣，既表达了对宝玉公子炽热大胆之情，又表现了对旧礼教、旧秩序的压抑的反抗，兼有自由生命之倔强刚烈与男女情缘之深至细腻，如此用“衣”，兼有衣之二柄：突破秩序与直入人心，二者相反而相成。

《红楼梦》中，这一符号的古典叙事/抒情传统得到极完美的发展。天心与人情，亦是中国衣意象之二柄；反抗与爱，亦是相反而相成的二柄。

文/胡晓明（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发表时有所删减，原文题为《“衣”之华夏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