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去年3月15日,张晖因病突然去世，年仅36岁。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青年学者，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明清诗词研究等领域成果卓著。他的遽然离世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各方师友撰写大量回忆文章，缅怀他的人品和学行。张晖的夫人张霖将这些文字选编成《末法时代的声与光》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近期出版，并举办了相关读书活动。围绕该书，他的师友再次回顾了记忆中的张晖及其为学生涯。本刊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他虽然年轻但值得纪念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一年前的今天，青年学者张晖离开我们到一个无声无光的世界去了，在他不到36岁的生命里却留下了有声有光的东西。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出版古籍整理和高端学术著作为主，也出过一些纪念学者的书，一般都是一些年高德劭的老先生，如朱东润诞生一百周年、施蛰存先生百岁诞辰等等。为一位不到36岁的青年学者做传记，这是古籍社近60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张晖虽然年轻但值得纪念，他在不到36年的生命和十几年的学习研究生涯里有远超生命的成就。

　　古籍社和张晖有渊源，张晖的日记里提到他在中学期间就想到古籍社做个编辑。后来他到了南京大学。南大原来是中央大学，解放后由于院系调整，文科力量比较薄弱，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已经沦落为三流大学了。拨乱反正后，南大把老学长程千帆请回来，千帆先生带出了一些高足，包括张宏生(张晖的老师)等，现在南大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中文系特别是古典文学学科成为中国大陆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一个研究团体。张晖受到这些老师的熏陶，加上自身努力，成长起来。

　　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成立之前，南大中文系的书基本都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的，程千帆、张宏生等的处女作都是我们出版的。张晖读大三时，张宏生和我说他的一个学生想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这个学生就是张晖。我当时是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刚编辑出版了《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他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然后结识了龙榆生的公子龙厦材，龙厦材也十分赏识他，认为他这么刻苦地研究他父亲的学问，就不断给予各种帮助，这非常难得。

　　张晖在古籍社呆了几个月，龙榆生的家属都把他当成自己人了，张晖从他的学问起步《龙榆生先生年谱》到人生的最后重编《龙榆生全集》，都和龙家紧密联系。《龙榆生全集》现在基本已经和古籍社达成了编辑出版意向。张晖为这本书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这本书的出版还有待时日。龙榆生的长子龙厦材也已经去世，龙的次子认为将来《龙榆生全集》出版，还是要署“张晖”的名字。这种作者家属和整理者之间的深厚情谊也是我们当代知识界的一段佳话吧。

　　大家知道十几年前思想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龙榆生因为涉及到“汪伪”的历史，关于他的研究也是一个学术禁区。张晖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本着历史本真论，进行了这项研究工作。他还曾去拜访过苏州大学古典文学方面泰斗级的人物钱仲联。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时代，在今天也没必要讳言。著名学者柳存仁，是道教文化的权威，后来入籍澳大利亚，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我们也不讳言他曾被称作“汉奸”。龙榆生、钱仲联先生由于各种原因卷入了那段历史，也无须讳言。龙先生家属也希望对这段历史“存真”，我想张晖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成功的。张晖后来出版了《龙榆生先生年谱》，也把书寄给了我。我和南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一直关注着他。我们古籍社的编辑中，刘海滨是张晖研究生的同学，当初他说要出版这本书，我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张晖值得!这本书从来稿到出版很急，有些小差错，希望大家谅解，但瑕疵不掩盖其真正价值，这确实是本让人感动的书。

　　他从古典文学里找到精神的安宁

　　维舟(自由撰稿人)：我跟张晖认识在1992年，是崇明中学同学。我们都是班上对文史最感兴趣的人吧，有事没事就聊两句。张晖喜欢的都是当时中学生不看的。他对《红楼梦》很痴迷，从各种渠道搜集关于《红楼梦》书，高三毕业时已经收集超过一百本;还有一部分是钱学的，那时他已经把钱锺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都看过了;我们两个都喜好诗词，我有一本关于唐宋诗词的手抄本借给他看，他看过好几遍才还给我，那时他开始对龙榆生感兴趣;另外还有一本《南明史料》，他后来写的《帝国的流亡》就是关于这段历史，那时我们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比如《柳如是别传》。

　　有的同学跟我讲，张晖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确定了人生志向，基本没浪费时间。他的确在高二就想得差不多了，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危机感是早有觉悟的，也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被逐渐边缘化，但他觉得从中能得到精神的安宁和超越感。他在《朝歌集》里说：海外这些汉学家，我们要记住，人家可以把古典文学当成一种兴趣，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修身养性，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在中学看的那些东西在后来的研究中基本都发挥作用了，比如《红楼梦》，但后来发现红学研究的人太多，他不想再参与，就把精力放在明清诗学、南明史及南明文学史等方面。

　　我们高中时就发现，龙榆生的传记资料非常缺，原因是他历史上“汪伪”的那段经历。大二时张晖在南京花了400块钱(那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了本《词学季刊》，是在“汪伪”时代出的一些东西，都很珍贵。因此张晖当时就有了做龙榆生的念头。他想到去找龙家的人，最初找的是郭豫适先生，郭先生给他介绍了施蛰存先生，他还去上海的愚园路拜访过施先生，后来施先生把这件事告诉龙家，龙家大儿子龙厦材写信给张晖，联系上以后，相关资料逐渐就翻出来了。龙家八个子女对这个事情都非常支持，他们都是理工科的，词学方面也不懂，但尽力提供资料来支持张晖。

　　张晖原本的计划，龙榆生是个开头。他从《词学季刊》发现很多东西，他还找到了俞平伯先生的两首译诗，给编《俞平伯编全集》的吴小如先生看。一个本科生能找到这样的资料，吴先生很惊讶。我后来看他的遗稿，他可能很多东西都准备要做，包括赵尊岳，后来也没有做下去。他大概觉得如果只是一个个年谱做下去，只是一个资料的增多，就想转一个方向。他先做了吴文英的“梦窗词”，现在包括叶嘉莹等对吴文英的词都是蛮推崇的。张晖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个向文学史转变的苗头了。他本科和硕士的导师张宏生都是研究词学为主的，也想把张晖往这方面栽培，张晖也做过清词的研究，但他后来还是感觉自己需要拓宽吧，就从词学这个领域摆脱出来。文献整理他一直在做，他去世前还在做故乡崇明的文献。他最早做的这方面的工作是《施淑仪集》。他去拜访施蛰存先生时，施先生说：你们崇明有个女诗人也姓施，是我们本家，你去找找看，把她的东西整理出来，蛮有价值的。后来施先生又介绍了张珍怀先生给他认识。张珍怀也是女词人，由此他也关注了近代女性诗词作家。施淑仪写了《清代闺阁诗人徵略》，这个文献非常有价值，是历史上第一份女性作家自己写的关于女性作家的传略。现在美国做妇女史研究的，凡是涉及清代女性意识的，这本书是肯定要引用的重点文献。闺塾诗的版本，好多是1940年后影印的，张晖是根据1922年最早的草本来订的，很有价值。

　　他一直追问学术如何回应现实问题

　　刘海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本书责任编辑之一)：我对张晖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我和他是硕士同专业的同学，开始交流得也不多，他当时专注在古典文学研究上，从专业角度我和他并没有太多的交流。我半路闯进学术圈，所以要追问学术的意义是什么。在这点上和张晖有一些交流和共鸣。当时南大为了方便学生进入学术圈，请博士后来讲一些治学经验，后来变成了一场讨论学术的意义和学术与现实关系的讨论会。张晖出乎我意料地讲了他的一些思考。我原来觉得他在学术的某个领域专注地探索，后来才发现他恰恰是很关注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关注学术、哪怕是古典的学术，如何能够介入当下的现实，如何能对现实的问题作出回应。

　　张晖留下的学术成果本身具有价值，他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和对学术意义的追问，也能够引起后来人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探索。我总结了一下他身上两个层面的价值。第一层是他追问的学术特别是古典的学术、人文的学术对现实的意义，他自己总结在《无声无光集》的自序里——“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第二层价值体现在他传承了南大特别是程千帆先生等老辈学者对于把学术当作天下之公器的精神，包括提携后进、无私奉献的精神。张晖很少从个人角度计较得失，有一些珍贵的学术资料，他从来不会自己留着，如果有相关的研究者需要，他一定无私奉献出来。他保留了老辈学者的对学术的单纯态度，以及注重个人品行和修养的提升的传统。

　　他有更大的、对中国古典学术的理想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我们也不要把张晖看得很苦，我觉得张晖是做到了古人所说的“学而为己”。我和张晖曾有一次连续聊了20多个钟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了解了张晖的幸福感体现在：他比较早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张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他是蛮有反思精神的，看他的日记，他其实也犹豫过，他的犹豫有两个：要不要做学问，在他下决心的时候，他经济上很有压力;第二个，做什么样的学问，什么样的学问是可遇可为，真正自己想做的。

　　犹豫给他带来的是反思——什么样的古典学术是可以做的。比如说，《龙榆生先生年谱》做出来之后，他如果沿着这条路来走，也可以成大家。但是很显然，他后来看了海外的一些理论上的东西，又重新反思。他一直在追问他要做什么样的学问，他的境界越来越高。那天我们聊天，我已经感觉到他做古典的那种眼光。他对知识界的动态的了解，我是很吃惊的。他对自己的兴趣的反思和对意义的追问，我认为大体上是做到了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相关”。他还是有这样一种情怀，对学术有热忱，对中国文化有一种传承的使命感。张晖的内心还是有，我可能愿意换一个词，野心。他还是有一个更大的、对中国古典学术的理想在。

　　他不断把自己融入一个大传统

　　陈建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我和张晖同一年去香港科技大学。那时我刚从美国来科大，也是教文学，研究晚明晚清。他是陈国球老师的学生，我去了不久，他就送我一本《龙榆生先生年谱》。我经历了“文革”，经过了难忘的“八十年代”，对理想主义有一些执著的信念，在张晖身上也发现了这种理想主义，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这些人物，谈得最多的是陈寅恪，还有明清之交的那段历史。

　　科大是美国式的教育，文科着重于理论的训练，首先是语言方面，然后是解读文本的技巧。像高辛勇、郑树森两位老师开的“文学理论”是必修课，讲当代西方形式主义等，要读外文原著，如果没有外语基础，会出现“文化冲撞”。张晖因为受了“实学”的训练，把研究建立在材料和资料之上，他做过《龙榆生年谱》，这方面已经相当成熟了。从我个人求学经历来说，我上世纪80年代在复旦古籍所师从章培恒先生，以“实学”为第一要义，那时培养的硕士生大多以年谱作为毕业论文。做年谱，对于谱主特别是交游部分和师生部分，对其整个一代的文献都要摸过。张晖虽然也经历了“文化冲撞”，但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还做了一部有质量的《诗史》论文，这除了跟他基础扎实、比较努力有关之外，还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在中西文化之间做选择，而这种选择是开放的，在当中有充分的资源可利用。

　　虽然他研究的方向是明清之交的历史和文学，但实际上他涉猎非常广，他来香港很快就把香港的旧书店都走遍了。他开始做博士论文时，告诉我决定做《诗史》的论文，而且导师陈国球老师也同意了，我知道他的这种选择和我们平时交谈的内容也有关。本身“诗史”的理论在清代发展得比较充分，所谓诗跟史，在学科上是需要打通的，是需要对历史和人事有一种通透的理解，牵扯到书评领域的大传统，包括钱谦益、陈寅恪等大家。我刚从美国过来的时候，他说他读过我的一篇谈“以史治诗”与“以诗治史”的文章，发表在海外的文学刊物上，我很奇怪他怎么会看到，说明他对书籍的阅读和收集非常广泛。他是怀着一种高远志向的，对于文化的关怀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关怀也促使他不断地把自己融入到一个大传统中，这个大传统的前辈包括王国维、陈寅恪等，都成为他的楷模和动力。所以我从这本《末法时代的声与光》中的“末法”中体会到深刻的含义——他对大传统的本身的崇仰和对现世状态的很深的忧患。

　　他在“高明不断”前戛然而止

　　张旭东(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我主要就《龙榆生年谱》来说一下。先简单说一下年谱，西洋传记里有非常精彩的东西，作者就像拿着手术刀来分解，写得非常好，而且不留情面。中国传记非常多，但从《史记》灵光一闪之后，传记方面一直没有好的题材，如果年谱写得好，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和西洋传记媲美。但年谱有自己的一些要求，它要很多交游方面的东西，要对整个时代的文献都熟悉，一点一点考，很不容易。我读了《龙榆生先生年谱》，年谱的正文就轻轻浅浅地把龙榆生整个人的轮廓和一生描画出来了，又在小注里提供了非常多繁密的资料，认真看就会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里面很多的书信日记，光认字就很困难。这样的事张晖在大三就做了。

　　离开南京之后他去了香港和台湾，接触了一些理论上的东西。这本书我基本都看过了，张霖有一篇叫《张晖之忧》吧，有一句话我很感兴趣，说与陈国球老师的一次见面：“他在office整整训斥了我两个小时……”我想，张晖从以前的研究风格又到新的风格，他在转的过程中受到了多大震动，从被动到主动地去接受新的风格来拓展自己，走得就更加远。张晖性格非常温和谦逊，而且不是闭门造车的学者，这样一位人才过早地离我们而去，很惋惜啊!

　　我曾收到张晖寄给我的三联出版的那本有关“诗史”的书，我看了签名日期是12月24号到26号，在那前后他打电话给我，说龙家又发现了一千多封信，光钱锺书的信就有几十封，陈寅恪的信就有十几封……这样年谱中补交游这块就可以补很多，一个人和什么样的人交游就会有什么样的背景、生活、思想。那时他问我：要不要做?因为里面涉及的人多，要做的话，三五年的时间就卷进去了，意思就是说他(转变了风格后的)《帝国的流亡》这些研究又会耽搁下来。我当时说：全部都是新的东西，当然非常有价值，要不要做还要问呀?现在回想，当时张晖心里肯定又在琢磨：刚走到理论上去，又要被拉到文献上来了，他肯定会想要不要回到年谱时代的张晖。

　　这一千多封信中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人，身份、生平事迹都不清楚。要我推测，其实我觉得对张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到来了——他从文献转到理论，又要从理论转到文献。像章学诚所说的，有两种人，一种是高明不断的，一种是文献考索的，这两种不断交插，在大量的文献考索基础上建立自己的“高明不断”。如果张晖度过这个阶段，这会非常了不起，但由于他的去世，这一切戛然而止，我作为他的同道同行感到遗憾。

　　(文字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