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出生于法国。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先后就读于包括巴黎高等商业学校(HEC)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ENA)在内的多所知名的政治和经济院校。

　　1981年至1983年，拉米担任法国前经济和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的顾问，后又担任法国前总理皮埃尔·莫鲁瓦的私人办公室副主任。德洛尔1985年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再次将拉米招入麾下。1985年至1994年，拉米一直担任德洛尔的办公室主任，并代表德洛尔参加西方七国会议。1994年至1999年，拉米进入里昂信贷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1999年9月至2004年11月，拉米出任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事务的委员。

　　从2005年9月到2013年8月，拉米连续担任两届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目前他还参与欧洲-雅克德洛尔学院研究所智库的工作，担任世界旅游业道德委员会主席、牛津马丁学院"后代委员会"主席、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副主席，并参与到全球海洋委员会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及相关国际事务的各种项目中。他还是卢浮宫音乐家古乐团(马克·闵可夫斯基乐团)董事会主席,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以及汤姆森路透创办者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巴黎高等商业学校兼职教授，欧洲的西蒙娜·韦伊治理中心(洪堡-瓦德利那治理大学)战略顾问等。

　　拉米是关于全球治理、欧洲和国际贸易的若干书籍和报告的作者。他最近的出版著作是《为了将来的现在》和《日内瓦共识》。

　　2月21日，拉米应邀参加以"探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潜在机遇"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也是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的首场报告会。拉米在主旨演讲中说，随着世界经济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发生了变化，经济区域化成为新的特征。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新变化的重要举措，对中国未来发展大有裨益。他指出，随着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失去，劳动力市场亟待转型;中国要更多关注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自贸区在这些领域可发挥重要作用。自贸区的设立与运作显示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决心，也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会后，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石建勋教授受本报委托与拉米先生进行了对话和邮件交流访谈。

　　国际经济正处于较大转型过程中，与此同时，中国正进行新一轮改革开放。近日，本报请曾经连任两届WTO总干事的拉米先生，谈谈他如何看待中国加入WTO十多年来的表现，谈谈他对未来中国以及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期望。 ——编者

　　中国政府和企业需更专注并利用比较优势，同时创造新优势

　　文汇报：拉米先生，您在演讲中提到，国际经济正处于比较大的转型过程当中，请问这一转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又有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作为各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这一转变?

　　拉米：我们知道国际经济正处于比较大的转型过程当中，而这样一个转型主要特征就是生产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变化是由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因为它减少了距离成本，从而促进了商品和服务多样化的生产供应，产生了越来越多“世界制造”的全球供应链，商品生产过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和转移。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有一些产品，特别是制造业的一些产品，在全球进行生产配置。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技术应用的飞速发展，以及其他一些新的数字化技术应运而生。随着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它将会进一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更好地去应对一些国际劳动力分工过程中所面临一些摩擦和冲突，技术进步有助于降低这些摩擦和冲突。

　　另外，地区化和区域化也是一个特征。尤其我们观察到整个亚洲地区，尽管到目前为止，亚洲区域内部的贸易一体化还并未达到一个完全相应的一体化水平，但是总体来说，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亚洲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也是地区发展过程中非常好的案例。我相信这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它伴随着技术进步而发展。

　　在竞争优势方面，世界各国家都在博弈，在资源获取及分配方面都在博弈，我相信博弈将会持续下去，而其中一个比较明显变化的地区，就是亚洲地区的变化。现在中国包括整个亚洲正在向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发展，也就是实现精细的多元化，包括进一步提高其工业品产出的效率和质量。而随着工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在转型，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再像最初那么低了，所以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竞争优势已经有所消减，一些劳动力密集产品正在寻求一些替代国，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然有比较优势。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资源会相对集聚，以提高投资和贸易的效率。国际分工的转型既给我们带来机遇，同时，也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更加专注并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地理位置、劳动力成本、专有技术以及物流效率等，同时，要创造新优势。不管是对政府、企业，还是对员工来说，必须对过去习惯的商业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更快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够更好地去应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比如要大力推进技术创新革命、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对薪资福利体系进行重建等，这一切都会对未来经济发展构成重要的社会支撑。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开放的进程中，在进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可能会有新的竞争，所以进一步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全球性新的资源，也伴随着竞争压力的痛苦，但痛并快乐着，这两者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汇报：中国在2001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您如何评价和看待中国加入WTO以后的表现?目前，WTO谈判遇到许多困难，有人认为，WTO已经停滞，没有前途，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将终结WTO。作为曾经连任两届的WTO总干事，您对此怎么看?

　　拉米：如果有人问我，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世界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柏林墙倒塌和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全球经济的结构和模式。

　　首先，加入WTO后，中国不仅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不同类型消费者负担得起、可供充分选择的优质商品，而且也保证了中国自身具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使得国内4亿多人口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段内得以脱贫，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简直也是个奇迹。其次，中国为推动世界贸易蓬勃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加入WTO前的贸易总量仅占全球贸易量的4%，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不仅出口方面，进口方面也是如此。第三，为WTO其他成员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敞开了大门。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多年后，国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经济支付能力获得快速提高，目前世界上诸如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日本、韩国等WTO的其他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商品均已大量进入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商品进口需求趋势还将获得进一步提振。因此，中国加入WTO是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事件，由于中国的加入，使得WTO本身更加展现出是具有全球性贸易特征的世界贸易组织。

　　展望未来，作为WTO的关键成员，中国将在合力推进贸易开放和全球贸易规制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希望中国继续参与WTO工作，帮助WTO继续推进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希望WTO继续加深与中国的关系，帮助中国应对改革挑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需要WTO，WTO也同样需要中国。

　　WTO有缺陷，我不止一次说过WTO不是尽善尽美的，过去10年的多边贸易合作表明，我们需要这样的国际组织，即使它不完美。WTO这一多边贸易体系不是个可有可无的“鸡肋”，我并不认为它已穷途末路，恰恰相反，它真真实实地在良好运转着。虽然它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但它产生和发展的目的是让国际贸易保持开放、引领全球走向复苏。多边贸易体系在消除贫困、解决危机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危机过程中，多边贸易体制实际上发挥了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作用。虽然目前争议不断，但国际社会对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共识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WTO成员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设法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起死回生，进而促进总体改革。

　　TTP和TTIP并不是什么新威胁。这些多种形式的贸易协定从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之初就存在着，但都列在全球贸易协议之后的次佳选择，它们只是一种优惠贸易协定类型，对多边贸易体系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另外，由于谈判进程很慢，我们没必要对这种还未完成的谈判杞人忧天;谈判也很复杂，现在我们不能确切地判断美欧的TTIP和TTP到底会对多边贸易体系产生多大影响，必须等到谈判结束时，看各国之间究竟能达成多少互利协议。

　　从全球国际贸易的大格局看，双边协议对于订立双方而言是透明的，但对于其他贸易伙伴则可能是缺乏透明度的;在订立双边协议时，小国、穷国往往处于劣势。国际贸易问题的核心是发达国家同新兴国家之间的差异，而穷国基于政治现实考虑往往支持多边协议。我认为，无论多边的还是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都无法取代WTO。

　　目前在谈的TTP和TTIP，如果中国不参加，这个协议的作用就非常有限，如果中国参加，那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多边的全球协议。中国正在和许多国家展开FTA谈判，它们也许能满足中国地缘政治以及短期的商业需求，但长远看来，这不能满足中国的长远需求。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的，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就中国的贸易规模来看，它们也无法代替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