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科学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在第四方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章节，全篇第15条“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中，明确提出了“进一步简政放权”的主要任务。这是在新一届政府第一年(2013年)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221项的基础上，再次向全国人民承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

　　2014年马年，伴随着雪花飘舞的已经到来。期盼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民富国强的全国人民，对这届政府的简政放权希望能够在实现中国梦的追寻征程中，一马当先，引来其他改革开放事项的万马奔腾局势。

　　马上就要召开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以及政府都会对马年的“简政放权”，提出很多新的建议和举措。全国人民将满怀信心地期盼和积极参与推进这一重大公共事务活动中。

　　一、 简政放权的背景特点

　　与以往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政府的简政放权相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简政放权”的背景有明显不同，具备着能够比较有效地推进和实现目标的三大特点;

　　1、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框架下，推进简政放权。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决定”，首次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为这届政府，乃至下一届政府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明确放在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总框架中，强调和突出这次简政放权，要更注重与其他改革开放事项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也就说明，简政放权，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于简政放权的决策实施和评估成效的衡量标准，不是仅局限在或主要看是否取消了多少项审批权限或下放了多少权限，而是主要看：是否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是否注重了与其他改革开放事项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是否进一步理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者关系;是否进一步让发展的各要素，如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等。

　　2、在建立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中，引领简政放权

　　2013年7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这次中国自贸区在上海的试验，不仅在地域空间上从原来的10平方公里扩展到28多平方公里，并且将保税区、洋山港、浦东国际机场、海港新城等产城一体化等。在内涵功能上，不是简单地沿袭原来的外高桥保税区的通常做法，不是简单地“制造加工+转口贸易” 国际传统意义的“自由贸易区”，也不是简单地人民币自由兑换及离岸公司的大量发展。

　　笔者在1994年曾经也在保税区内注册的一家国有国际贸易公司担任过总经理。根据个人经历以及最近一些专家的观点，认为，这次中国(上海)自贸区最重要意义在于：一是对审批制度的改革，通过实行国际通用的“负面清单”惯例，对包括外资、民营、国有等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普遍同等竞争环境;二是贯彻“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一旦在自贸区内试验成功，就将在非自有贸易区的经济管理普遍推开;三是在产业发展上，不仅在于服务业和金融业是整个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发展内容之一，社会和文化服务管理的创新，也是自贸试验的重要内容。这就说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起点、新标志。同时也是对在中国境内普遍开展的简政放权树立一个典范。或许这28平方公里，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力图实现的接轨国际又符合国情的现代化的政府新型治理模式。

　　3、在推广移动互联网思维的基础上，创新简政放权

　　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普遍迅速发展，已经雄踞世界之首。虽然在系统技术和软件研发上，中国还与先进国家有一定差距。但是，在热情欢迎和快速应用等方面，作为拥有近10亿手机用户的大国，其蓬勃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市场催发一些创新奇迹不断发生。电子商务、网购消费、互联网金融等层出不穷。“双十一”的硝烟还没散去，支护宝余额等新产品推出不久，这次春节的微信红包风靡大江南北。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创新能力及创新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影响中国经济管理、国家治理和民主政治的改革模式。许多创新的治理模式，无不十分强调信息化系统平台的基本应用。对政策的及时知晓和有效反馈，以及在较短时期内能充分集思广益，积极推进公众参与等，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制度+信息科技”，已成为代表时代潮流的改革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