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浩生第三次来华，是泪水流得最多的一次。母亲突然去世，他为奔丧而来，孰知刚刚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又传来周恩来与世长辞的噩耗。当时赵浩生正在天津大港油田参观，噩耗引起了他满腔的悲痛，“凝望着渤海湾的万顷烟波，我感到滚滚浪潮尽是泪”。

他追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46年在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那次见面之所以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他也是第一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到和外国记者同等的招待。

当外国记者发问而用词不妥时，周恩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发问者予以纠正”。在外国记者面前，他的挥洒自如、不卑不亢，同国民党新闻发言人的卑微怯懦形成鲜明对照。此后，他几次目睹了周恩来和当时美国调解人马歇尔的接触，他分明地感到马歇尔对周恩来的礼貌超过了对国民党的代表。

从大港返回北京，赵浩生想多逗留几天，等到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那天。可他接到的通知却是所有非常驻中国的外国人，必须于1月10日以前离境。申辩丝毫不起作用，赵浩生只好悻悻地离京经香港回美国。在香港，他接受了香港《70年代》杂志的采访，谈他眼中的周恩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悼念与回忆》，那期杂志几乎成了赵浩生的专号，后作为专书出版。

1978年，赵浩生第四次到中国，托人将《悼念与回忆》送给了邓颖超，并传递了希望拜访邓颖超的信息。但直到他登机返回前夜，才接到熊向晖的电话。熊向晖向赵浩生解释说：“邓大姐患了感冒，有些话委托我转告你。”

熊向晖告诉赵浩生：追忆文章邓颖超已经看过了，她很感动，但文章中有些推测和援引的传闻不准确。其一是赵浩生推测周恩来的遗体火化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不对。中央领导人逝世后遗体火化，是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倡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签了字同意的。那是4月27日，当天晚上，周恩来回家就对邓颖超讲了关于签字火化的事，他随后告诉邓，我已经替你做主同意了火化，我走在前面，你替我火化，你走在前面，我替你火化。其二是关于周恩来的骨灰保留了一部分，准备在台湾回归后撒在台湾的传闻不准。周恩来的骨灰没有留，为了表示他对祖国宝岛台湾的关切，在撒骨灰前，他的骨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放置了一夜。

——摘编自《聆听历史细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