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
九昼夜,六条船,指挥红军大部队成功北渡金沙江
陈云的稳健、成熟使他在党内逐步脱颖而出,受到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倚重。遵义会议后,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代表中央整编“红章”纵队。该纵队也称后梯队,由原中央各工作部门组成,辎重较多,影响部队行军作战。陈云按照遵义会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大刀阔斧地整编,去掉坛坛罐罐,使纵队轻装。陈云还把强壮人员安排到前梯队,充实战斗部队的力量,减轻后梯队负担。
红军四渡赤水河后,中革军委决定北渡金沙江,陈云被任命为渡河指挥部政委,独立在南岸指挥部队上船。红军仅凭六条船渡江,行动神速有序,九天九夜,全部过江,“没有损失一人一马”。在九昼夜中陈云“几乎没有合过眼”。
北渡金沙江的成功,使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追兵,取得战略转移决定性胜利。在指挥渡江中,陈云再次显露出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办事的周密和稳妥,受到中央领导层普遍认同。
过江后,陈云“曾几次奉中央命(令),往来与各军团之间,传达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刘英说:“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
陈云还受命短期兼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政治局会理扩大会议后,红军短期在此停留休整。这期间,陈云指导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萍,发动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组织,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抗捐军。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为组织抗捐军,召开千人大会,当场就有四五百人报名。由于正副队长拒绝登记老的、少的、不能脱离生产的分子,结果只登记五十余人。此事,引起陈云对“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的深刻思考。他明确指出:可以大大发展抗捐军组织,必须纠正冕宁的关门主义错误。
秘密抵沪,从报上看到,叛变并认识他的人有72个之多
红军飞夺泸定桥、进入泸定县城的当晚,陈云出席中央负责人会议。陈云回忆说:“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受命后,陈云快速做好出发准备。
在党组织安排和掩护下,陈云7月上中旬抵沪。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在调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同时,疯狂破坏党在白区的组织,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从报上陈云看到,自首叛变并认识他的人有72个之多,在上海恢复党的组织难以进行。
通过党的关系,陈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受命赴苏;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红军根本不像这幅画上画的那样穿着破衣烂衫。”
共产国际七大8月20日闭幕。陈云到后,同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党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现状极为关注。因中央红军过湘江时唯一的大功率电台被毁,党中央和红军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络。王明、康生利用中外报刊相关报道,对党和红军情况的介绍肤浅而不全面。共产国际借助中国白区报纸对红军长征情况的了解,“只限于长征表面现象和外部情况,而且常有失实之处和充满浪漫色彩”,并夹杂着“消极悲观情绪”。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展出一幅中国红军身着破衣烂衫的宣传画。这幅画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了解的不准确性。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会议上,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候补书记弗洛林听取汇报。陈云以亲身经历,生动叙述中共中央怎样率领长征队伍在极为凶险的外部环境下,通过激烈的党内争论、领导核心和决策层的改组、军事策略的灵活调整,摆脱重重危机、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进程。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党的领导成熟了。陈云坦率地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陈云直率地指出,共产国际七大展示的红军宣传画不真实。“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红军根本不像这幅画上画的那样穿着破衣烂衫。展出的一些照片上的部队,都是儿童团或赤卫队,决不是我们红军的正规部队。”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了初步了解。曼努伊尔斯基兴奋地说:“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过外国党的这类材料”。“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共产国际的肯定,为正在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地位的确立,奠定初步基础。
在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的第四天,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在党和红军从濒临危亡关头,到逐步走出险境,艰难迈向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关键时刻,陈云在共产国际报告的成功,为历史进程的发展,起了重要助推作用。
陈云在共产国际还发挥了一项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验证共产国际与中共通信联系的真实性。自红军长征与共产国际失联后,双方一直为恢复电讯联系而努力。在共产国际1935年11月交张浩带回密码本后,中央即开始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通信准备工作就绪,在首次联系时,双方都需要验证对方的真实性。共产国际让陈云承担这项任务。
陈云在离开长征队伍前,刘伯承为掩护他,曾给友人和胞弟写过两封信,藏于竹皮暖水瓶底部夹层中,此事只有中央领导层极个别人知道。故陈云在首次通信中机智问对方:“陈云来我们这里时把信和钱藏到什么地方了”。对方答:“放在暖水瓶的底部和里面了”。由此确定双方电台联络的真实与可靠,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顺利恢复。
▲本文选自《历史大潮话陈云》,迟爱萍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出版。
作者:迟爱萍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