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也正是因为这本书，荣如德于我来说成了“神仙”一般的人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差不多五年之后，我能有机会见到荣老。

第一次见到荣先生，是2016年的秋天，他是为《荣如德译文集》的事而来的，听说社里新来了一位俄文编辑，又觉天气甚好便过来了。当时刚刚成为上海译文出版社成员的我，还沉浸在获得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的喜悦中，突然见到偶像，我还狠狠掐了自己一把，确定不是做梦。说实话荣老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我本以为这样一位大翻译家，翻译的作品又如此深沉晦涩，想来必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实际上却正好相反，荣老是出了名的和气、幽默。

荣老个子中等，身形清瘦，略有些驼背，头发花白，虽然已经难掩老态，但是气色非常好，与人握手也颇为有力，且不是那种因衰老而无法控制的有力。眉毛虽然也已经变白，但是很长，总之是长寿之相。他很健谈，差不多那天下午整个都用在了和荣老聊天上。其实关于《荣如德译文集》的事情并没有聊多少，基本上都在聊他的过去。通过这个下午，荣老对我来说，不再是那个“神仙”一般的人物，却正因为了解了那些平凡的真实，我对他愈加崇敬了。

荣老出生于1934年底，出生时父母均年过四十。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一样，他的童年少年经历了不少坎坷，但是他很庆幸，虽然父母均属文盲之列，却坚持让他去上学，也正因为小学时的三位老师在他“这片小小薄田上也曾撒下几颗种子”，才让他有了后来的成就。195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也正是从这天起，荣如德这个名字同翻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时才20岁不到的他，开始了俄语教学的生涯。到1956年，他参与了著名俄语教育家、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主持的新中国第一套俄译汉的教材编写工作。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荣老辞去了教学工作转而专职翻译，不久又转到编译所工作。当时因为年纪最小，也未成家，且稿酬收入不菲，他便经常让办公室的同事代领薪水并不必转交，代领者自己安排即可。

到了1990年代，荣老开始动笔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初对于翻译这部作品，他内心是拒绝的。让他着手开始翻译这部巨著的动机，竟是一位钢琴家的壮举：俄国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应邀前往美国作巡回演出。节目是勃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上半场演奏《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半场休息后再演奏《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两部钢琴协奏曲每一部都需时45到50分钟。弹任何一部都足以令演奏者累得大汗淋漓，而里赫特大师一场音乐会把两首协奏曲都拿了下来，中场只有短短一会儿休息时间。这在荣老看来有些超自然的色彩，他起了模仿之意，于是同时接下了两部大部头作品的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名利场》。从荣老谈起这件事的神态可以看出，对于此事，他是非常得意的。顺便提一句，荣老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的资深爱好者，每次打电话给他，背景音一定是钢琴曲，而他也把听音乐当作生活中最大的休闲乐趣。

对于这两部作品，荣老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不得不服的苦药；《名利场》则是缓解苦味的巧克力。对于这服苦药，他保持着三天翻译10000字的高效，直到交上了初稿。做过翻译的人想必都清楚，三天10000字是多么可怕的速度。1998年夏天，他开始着手下一部作品的翻译，但遗憾的是，有一天他骑车摔伤了腿，手术后又发生了感染，伤愈后荣老决定不再从事翻译工作了。

随着交往的频繁，我对荣老愈加钦佩和崇敬。他一生未曾结婚，平时的起居多靠自理。但是年纪大了之后，据说房间越来越乱，所以我几次表示要去看望他，他都一口回绝，理由就是：家中太乱，丢不起人，语气理直气壮。有时向荣老求字签书，本想不必麻烦只签名字落款即可，但是荣老不肯，他必定深思熟虑，想好上下款，而且措辞必要符合身份关系又带些幽默。说到幽默，荣老提起曾有人建议由他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这位仁兄的作品太过一本正经，一点幽默都没有，便是杀了我也不会去翻译的。”而说到自己翻译的作品时，他每次都不忘嘱咐我：“如果发现错误，便大胆去改，千万不要以为我荣某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去年夏天，有幸同荣老一起吃饭，席间他第一次向我说起，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医生已经确诊，所幸尚不严重。我至今仍记得，荣老看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十分真诚地对我说：“我已经够满意了，因为命运对我够宽容的了。”

荣老一直反复强调一位英国老太太——康斯坦斯·加内特对他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帮助极大。这位老太太因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半生的岁月都是在俄罗斯度过的，所以才能准确地、恰如其分地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荣老每每在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遇到难题，俄文之路行不通时，便参考这位老太太的英译本。这话他说得坦荡，毫无遮掩。荣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加内特这样一位英文译者是他的幸运；而我在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荣老这样一位中文译者，应该同样也是他的幸运吧。

作者：刘晨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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