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史料丛书”选编的出版项目，是“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课题组正式立项的18个项目中的一个重要选题。这是一套大型多卷本的当时出版的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学术论著和史料图书的汇编。丛书坚持以民族精神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政治导向，以一·二八、八·一三抗战为主题，以1932年至1949年为出版时限，从国内和海外广泛发掘，选辑和汇编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和史料书籍予以出版。此项工作从2014年底启动，至今已进行了近四年时间，先后推出四批图书：2015年4月出版第一批，收录32册图书；2017年3月推出第二批，收录26册图书；2017年9月推出第三批，收录29册图书；2018年8月出版第四批，收录33册图书。迄今为止，以上四批已汇集出版的共有120册图书。按照既定计划，明年上半年将推出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约30多册图书。总体来说，“淞沪抗战史料丛书”最终将汇集150多册有关史书，成为一套迄今为止在国内外规模最大、收录范围最广、图书品种最为完备的关于淞沪抗战的学术论著和史料图书集成。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就其内容来说，以一·二八和八·一三这两大历史事件为中心，涵盖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蕴含的内容比较丰实，历史信息量较大，史书的性质和门类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大致说来，丛书包含以下八类作品。第一类是军事机关的作战日记、战役战斗纪要和作战总结报告。如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位将军合著的《淞沪战斗详报》，华振中、朱伯康合编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张治中第五军司令部编著的《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师部《八·一三淞沪抗战战斗详报》，第五军军部参谋处长张觉吾撰写的《淞沪抗日战役所得之经验与教训》等等。二是史学工作者撰写的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学术性著作。如憾庐撰写的《上海抗战全史》，何天言的《上海抗日血战史》，徐怡、刘异的《淞沪御日战史》，王叔达的《八·一三上海抗战史》，吴相湘的《八·一三全面抗战》等等。第三类是文化界、新闻界的作家、记者、艺人撰写的关于淞沪抗战的纪实作品、报告文学、战地采访。如郭沫若、田汉的《上海抗战记》，范长江的《淞沪火线上》，杨纪的《沪战实录》，曹聚仁的《大江南线》，谢冰莹的《军中随笔》，田汉的《八百孤军》，胡风主编的《闸北七十三天》，钱杏邨、夏衍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梅益、朱作同主编的《上海一日》等等。第四类是关于一·二八、八·一三两大历史事件的大事日志、史事长编等基础性史料著作。如王功流的《一·二八血战日记》，韦息予的《沪战纪实》，林纪衡的《抗日战事真实报告》等。第五类是上海工商实业界和上海地方头面人物参与淞沪抗战的纪实文书。例如《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第六类是亲历淞沪战事的人物、团体和部队的回忆录、回顾录、报告书。如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二六旅旅长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十九路军学生随营训练营的《上海各大学学生义勇军抗日报告书》，税警总团第二团《淞沪抗日回顾录》，凌青的（八·一三）《战地服务回忆录》，钱君匋的《战地行脚》等等。第七类是关于淞沪抗战的纪念性作品和文书，如《淞沪抗战阵亡战士追悼大会会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二八的一些纪念品》，黄强的《一·二八抗日纪念册》，八十八师《抗日阵亡烈士传记》等。第八类是记录和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战争暴行和上海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史料作品。如华之国主编的《闸北的血史》《商务印书馆通讯录国难特刊》《沪难与日本》《一·二八两路（京沪、沪杭）创痕》《上海战区接管实录》等等。

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对这个领域的文化学术遗产加以重新发掘、整理和出版，以推进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借鉴和运用，有利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对丛书的价值和意义，似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历史文献意义。丛书收录的产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有关政府机关、军事当局、党派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报刊发表的文告、宣言、总结、记录等等，以及大量有历史价值的学术论著和纪实作品，都是可以传之于后世的，其历史文献意义不可低估。二是学术史料意义。丛书内容包涵十分丰富的基础性史料，既有宏观层面的宏大叙事，又有微观层面的具体描述。丛书反映的历史过程，涵盖军事、政治、外交、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等等诸多方面，史料丰富多彩。可以说，100多册作品组成的这套丛书，是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史料库。同时，作为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这许多著作也为当今和今后的上海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了某种可供借鉴的基础。三是社会教化的意义。丛书自始至终贯穿了爱国主义这条红线，彰显了高昂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记述了许多英勇悲壮的抗战故事和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事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生动教材。

当然，从历史的视野来观察，这套丛书所收录的所有作品，都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问世的。作品的作者众多，身份各异，立场观点各有不同。他们当中有共产党人、左翼作家、革命的同情者、爱国将领；还有许多是中间派人士、民主自由主义的文化人；也有的是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官员；少数的还是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官方出版物。因而，这许多论著和作品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各界各方面的立场观点、学术见解和认识水平，不可避免地深深地刻上了历史的印记，而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

作者：余子道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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