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纪》

严优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多

中国文化界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曾兴起一股“神话热”，三十年后的今天，神话似乎又成为当代文艺的一个热点。影视创作中的神话主义创编方兴未艾；神话题材的少儿出版物日益丰富；宇宙探索项目纷纷启用神话命名；互联网世界中古典神话元素比比皆是。这些现象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时期。作家严优的新著《诸神纪》于2017年秋面市，可谓恰逢其时。

中国上古神话的谱系化实践

要说《诸神纪》好在哪里，还得从神话学家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系统化整合的历程说起。

神话作为一种起源叙述，与一个文明群体的精神渊源密切相关。无论是文艺复兴之后着眼古典大传统的欧洲学界，还是明治中后期眼光向西的日本学人，再到二十世纪初处于启蒙思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把目光投向了各自的上古神话。中国上古神话在古典文献中零散杂乱，像《山海经》这样富含神话叙述的文献，历史上也长期被文人视为怪谈。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缺乏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系统的神话。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知识大变革的时代氛围中，汉语文明缺乏上古神话系统就成为一种文化上的缺憾。终于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1925）和《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等著述，在重构上古神话的工作中走出了重要一步。他的工作虽然初步，但无疑是开拓性的。

茅盾之后，也有许多学者试图构建中国神话的体系，比如徐旭生的古史神话系统、程憬的古代神话研究、孙作云的综合神话研究等等。但就构建上古神话体系而言，未有更大突破。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袁珂的出现犹如一颗明星划过神话学的天空。

袁珂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其《古神话选释》（1979）、《山海经校注》（1980）、《中国神话传说》（1984）等系列著作，至今依然是标杆式的权威文献。而在袁珂的诸多研究成就中，其对上古神话的系统化实践，堪称空前。袁珂的神话学研究从翻译典籍神话开始，他善于用晓畅的现代白话文翻译古奥的先秦典籍。而他深厚的校勘功底，保证了翻译的信达。1950年，他出版了《中国古代神话》。此书出版后广受欢迎，一版再版。到1984年，分上下册的《中国神话传说》出版，奠定了袁珂上古神话谱系的稳定面貌。袁珂身后，该书2012年再版，名为《中国神话传说：从盘古到秦始皇》。袁珂的上古神话谱系，从历代学人错综复杂的论辩中选取恰当的观点，将不同的典籍神话放置在合理的位置，从而构建了完整的基于汉文典籍的中国古代神话系统。袁珂的神话谱系是真正堪当“系统”二字的。

《诸神纪》的神话重述和书写创意

相比前贤，严优在古代文献校勘方面的功力尚且不及，但她却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其一，严优所处的时代不同，当代中国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经济恢复期，更不是百年前的民族迷惘期。我们所处的是民族复兴的大时代，是社会文化高度发达、文明互鉴与共享的信息时代。其二，严优不仅出身北大中文系本科科班，更是北师大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以钟敬文先生为旗帜的北师大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六十多年来一直是学界翘楚。《诸神纪》中诸多措辞理念，比如“箭垛式人物”等，都是她受过专业训练的体现。其三，严优面对的读者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读者需要的不再是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的神话读本，当代读者也不是读物匮乏年代求知若渴的读者，而是技术发达、创意迸发、知识爆炸、全球联通情形下的新一代读者。这三点不同使严优的书写区别于前贤，有自身的独特风貌。

《诸神纪》虽然也致力于构建上古神话的体系，但严优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单纯建立一个神谱。她真正的目的是通过重构谱系，使读者窥见支离破碎的上古神话背后的精神宝库，能从中获得“纵深感与参与感”。因此，该著采取的架构是较为松散的谱系式结构。《诸神纪》用谱系的逻辑来行文布局，目的是让读者能够找回典籍叙述的“语境”。比如严优认为神农氏与炎帝是两个神/人，因此她把神农尝百草放在创世神祇的序列，而把炎帝放在古帝王序列。她把伏羲、神农、女娲列为三皇，并且给出了黄帝、燧人氏、祝融不宜列入三皇的理由。历史上复杂纠葛的“三皇五帝”问题，在《诸神纪》里得到了清理，观点虽为一说，但合情合理，符合当代语境。

《诸神纪》以上古神话中的列位神祇为单位，每一篇都由“重述神话”“解释神话”“典籍原文”和“神话图像”四部分组成。这样既能够让读者进入神话叙事的讲述语境，又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议论（作者谓之“掰书”），更有口承神话、古代绘画、现代绘画、出土文物的比照，让读者能够便捷地体悟原典和考古艺术。

从神话学专业角度来看，《诸神纪》把近世考古材料和少数民族口承神话纳入到神话谱系，是一大亮点。该书单列“古巴蜀诸神”为一个单元，使用了三星堆考古文物为佐证，吸纳近年民族史的研究成果，把古巴蜀的神话用雅达的语言表述出来，这在神话读物中很少见。《诸神纪》最后一章把少数民族口承神话纳入视野，叙述了纳西族、壮族、瑶族、苗族、阿昌族、佤族、蒙古族、藏族、满族的神话，兼顾了汉藏、阿尔泰、南亚三大语系，这也使得《诸神纪》可以真正意义上代表“中国神话”，而不仅仅是汉语视角和中原视角的书写。

如何用古典神话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一定绕不开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上古神话就是蕴涵并传承中华民族核心文化观念的宝库。但这些承传近万年的神话传统，在时间的长河中历经荡涤，呈现出深邃丰厚的面貌，因而要讲清楚上古神话并非易事。

《诸神纪》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研究的过程。严优花费数年研习神话学，数易其稿，这保证了最终成果的学术质量。民间文学专业的训练也使得严优清楚文本存有“异文”，并不存在一个终极版本。可以说，严优的书写是运用了民间文学的话语方式重述民间文学，从而使《诸神纪》充满民间文学本来的特质。比如她写蚩尤与黄帝大战，采用了章回体的表述方式，颇有说书的韵味。她在写神农尝百草时注意到民间叙事里“左右宝囊”和“赤色神鞭”这两个不同的类型，于是分别书写，为读者生动地呈现了神话本来的活态文本面目。在论述“三皇”体系来源时，她创造性地使用了“套路A：匿名版”“套路B：撷英版”这样的当代语言，不仅把古籍里相互抵牾的说法理清楚，更让当代读者易于接受。并且她的书写始终和“戏说”保持距离，做到了言必有据和逻辑严谨。

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了世界范围的“重述神话”出版计划，邀请各国著名作家重新书写各国神话。中国作家参与其中，有苏童重述孟姜女传说的《碧奴》、叶兆言重述嫦娥后羿神话的《后羿》、李锐重述白蛇传说的《人间》、阿来重述格萨尔史诗的《格萨尔王》等。其中只有《后羿》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神话”，并且这些重述作品都是以小说体裁来书写，距离神话本来的面目已经很远。而《诸神纪》的体裁，不同于现有任何一种现代文学体裁，反而更接近于民间文学的讲述（讲故事）。严优的重述紧密贴近神话叙事本身的情节和逻辑，并没有离题甚远的发挥，真正把典籍与口承神话的话语魅力、叙事魅力、文化魅力呈现给读者。作家在重述中扮演的是说书人、故事家的角色。

古典神话的当代重述，一方面讲出来的内容要让当代人听得进去，另一方面写出来的神话要让传统文化传得下来。在内容为王的当代文化市场，并不是任意抓取一个古代文化事象就能成为一个优质IP，真正的文化创意必须植根于文化“传”“承”的土壤中。中国古典神话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神话IP”，但是怎样使之发光发热，是一个难题。诸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仙侠小说、影视剧）这样的神话元素运用，能不能算成功的神话重述，值得讨论。笔者看来，仅仅使用古代神话元素进行再创作，其创意可嘉，但远远代表不了中国神话的底蕴和精气神，难以传达古典神话中那些传承不息的文化因子。

神话是一宗重大文化遗产。中国不仅有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出土文献，更有多样而璀璨的口头传统，这些文化财富在当代社会依旧以各种各样的形态传承着。讲好中国故事，必定要讲透其中的精神气韵，讲清楚内里的价值观念。在神话重新成为文化热点的当代，《诸神纪》这样的尝试非常宝贵。尽管其架构、书写、文化考证等都或多或少有自身的局限，但就“中国神话重述”这个课题而言，《诸神纪》算得上高分答卷。与许多文化创意作品一味迎合年轻一代审美趣味不同，《诸神纪》并不为特定消费群体而写，是为了“重述神话”本身而写。综上，这本书值得广大读者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