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呼唤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夏 烈 潇 俊

呼唤是作者，自然是个笔名。《红与黑》是书名，凡有世界文学史知识的人，十不止八九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司汤达，也没有错，估计作者就是愿意、乐意、故意撞名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蹭名著的旧名，是等而下之的没有出路的做法，但我认识这位叫呼唤的作者——蒋焕孙先生，我的文坛和出版界的前辈——读过他当年的小说和剧本便知道用这名字定没有那么简单。换句话说，老蒋年逾七旬“呼唤”着写一本长篇，且随俗地用了“红与黑”三个字做书名，背后当有不动声色的招式，仿佛绚烂归平淡的武林高手，大约有四两拨千斤之妙。

《红与黑》讲述南方一户“红色家庭”从抗日年代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家族变迁史，涉及当代史的四代人。从小说艺术来说，戏剧性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奇情一个接一个袭来，人物命运随着历史的流变波澜曲折乃至波诡云谲。写实主义小说和通俗小说常见的叙事模式奠定了这部长篇的气质与规范，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而少变化，重在将人物置于奇情中，以情节驱动，再观照人物反应。因此，全书四十六章，信息量极大，但小说却极易读，一方面因为它采用线性叙事，不玩结构，但更关键的是，小说简洁明了的剧本化写作，让情节似一幅幅连环画般展示，毫不拖泥带水，读来利落干净，流畅无比。

但无论怎样的奇情变迁，作者的娓娓道来、如在眼前的描述都让我相信小说人物绝对有历史与现实的原型，陈青萍、周公瑾、周慧敏们曾经那样活过、遭遇过、相信过、惆怅过、痛苦过、勘破过，他们就是作者所熟知的一群人物，与作者以及同代人的家族有着血脉深情。作者无非是启用了故事、人物、情节、命运，当然还有历史和情感这些基本的机制，即通过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合作来带你进入一段如影像般的过往。

这部《红与黑》最难得之处就是将每一个时期发生的历史故事写得非常真实可感，即便人物语言都能说明这种精准。书中所涉每个年代、每个人物，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一方面，语言对应人物性格、身份特点，周公瑾的雅、陈青萍的倔、周慧敏的激情、赵伯永的老成，有时一看到某句说话，便可知是谁，甚至小到出场仅两三次的反面人物如汉奸王朝华等，他们的语言都是独此一套。另一方面，语言又随时期之不同而有所变化，反映着时代观念和人物心路变化，一些特定时代的时髦词经验老到地出现在人物对话里。这样的雕琢其实颇得古典小说的传承，比如《红楼梦》。此外，书中还提到不少“吴州”风物，譬如丁连芳的千张包子、周家宅中的黄花梨、古董架，这些其实出自作者家乡湖州的名产，写来亦是细腻入微，满含情怀，颇具“红楼遗韵”。

如此回到书名《红与黑》吧，我们总要揭晓这沿袭了司汤达同名小说所蕴的别样巧妙。在第二十九章，作者第一次直白地道出“红与黑”的意义。周慧敏时隔多年第一次去看父亲周公瑾，“进门的墙上有一面中国地图，上面有很多地点画上红五星，那是母亲陈青萍曾待过的地方，这些地点之间用一条逶迤的红线连接，代表陈青萍的革命之路，而红线之下却有一条淡淡的黑线，是周公瑾追随妻子的脚步，但黑色，代表了他身份的晦暗。”原来所谓的“红与黑”，是指人物的身份，陈青萍代表着“红”（追求革命的进步路径），周公瑾代表着“黑”（阶级身份的决定论及其人生不得已为之的更多“污点”）。

但明面上的红与黑的二分远非作者的真意，半个多世纪书中人物的所作所为都在累积历史故事中难以抹去的委屈、苍凉。说陈青萍代表着“红”还算说得过去，那周公瑾代表着“黑”，实证这种荒谬的二分法将“黑”曲解成了“背黑锅”，这中间背负了人性即价值评价的一般标准同扭曲的庸俗的机械革命论之间的悖论。但也不要忘了，书里的“红与黑”，就是那个时代赋予的，那么这样划分，作者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该想想其他人物？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行为就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红”或者“黑”。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只有展示，没有评价，人物没有全部的红，也没有完全的黑，却意在言外地告知着作者的人性思索和历史经验。

对应人物的“红与黑”，在叙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时代的线索——有“红”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黑”的存在，“红与黑”是历史的共同体。作者用周慧敏的坎坷人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全貌。而我最佩服作者构思的一处在于，他悄无声息地让我开始察觉，在历史洪流中，细部的人的“黑”，有时未必就是真黑，而是不得不黑；而所谓“红”，若不加以教导培养，似乎也未必就能一直红下去，弄不好，甚至可能会黑化。历史的车轮从不停歇，谁若想刻舟求剑，恐怕距离被淘汰也就不远了。

这就是呼唤——蒋焕孙先生的四两拨千斤。“红与黑”离开了司汤达，成就了另一次重要的组合，一个新的故事赋予其象征隐喻的巨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