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先生
钟叔河写给陈四益的信
《千秋鉴借吾妻镜》签名本。
陈四益
四月间,朱正先生到京,得见两面。因他这次返回长沙有公子作伴,不怕加重他的负担,请他带一本书给钟叔河先生。叔河先生久未谋面,上次见他已是多年以前。他住的还是原先工作单位分配的住房,在第二十层,他称之为“念楼”,谐其音也。我的家乡上海,廿楼也读作“念楼”。他有一本书,取名即叫《念楼学短》,意思大概就是在二十楼上学写短文吧。向谁学?他说,“当然是学古人的文章”,因为这样的短文,在今天是“文人不屑为,学人不肯为的”。人以为不屑,我以为可珍,这也是叔河先生的脾气。我也喜欢短文,几句话可以说完的,何必穿靴戴帽,絮絮叨叨。可惜,那时的文风,正所谓流弊日久,碍难纠正。一篇几百字可以说清的文章,必要引经据典,抄录文件,一二三四,穿靴戴帽,甲乙丙丁,动辄万言,令人不耐。叔河先生的“学短”,其实就是倡短,只是他向来为人低调,故谦言之谓“学短”。那本书承他盛情,赠我一册。书前扉页写着:“四益先生,久疏音问,但知己不必多通讯,看看彼此的文章也差不多了吧。钟叔河癸未秋末。”的确,朋友的文章,读着就如晤面闲谈,音容笑貌俱在眼前。
朱正先生返湘不久,收到叔河先生寄来一册《千秋鉴借吾妻镜》,是海豚出版社出的。海豚社的书,选择颇有眼光,印制可称精美。书的扉页上写着“陈四益先生惠正 丙申夏 钟叔河”。书中夹有一短简:
四益先生:
朱正先生带到了惠赐的大作,甚感不遗在远。谨寄上新出小书一本。其实亦是旧作,盖作于八十年代初,即先生到图书馆来采访我的时候也。即请著安。
钟叔河顿首 五月二十九日
这一封短简,勾起我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朱正、钟叔河二位先生均在平反之列。叔河先生从1957年在《湖南日报》被打成“右派”后,栖流于长沙底层,当过搬运工、油印工、裱糊工、模型工、绘图员。若以孔子方之,亦可谓“多能鄙事”。1970年又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十年,遣送劳改。到这年返回长沙,前后已是二十余年。
这次平反,未回报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安排工作,尚未落实,一时无处落脚。于是,出版社向新华社湖南分社商借住处。分社并没有空余的宿舍,但在宿舍楼后面刚盖了一排十分简陋的小平房,本是准备分给职工堆放杂物的。于是,有几位到出版社等待分发的朋友,就只能暂寄于此蜗居了。叔河先生就曾住过。不过,那时我们并不相识。
认识叔河先生,是在他工作定当之后。叔河、朱正这些先生,都是才学兼赅之士。恰因为才学兼优,所以遇有不合理、不公平之事便勇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料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也就被专横之辈罗织成罪。一入网罗,几至万劫不复。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或没有尝过那种作践,是想不到这些的。
我的师长、朋辈中有不少忠而见疑,遭谤罹祸者。我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熬过了那漫长的岁月。但是,我却有幸看到他们根柢坚实,壮志未消。一旦能够施展,他们的工作便马上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湖南出版界“湘军突起”,是同这一批老先生复出分不开的。
我同叔河先生相识,就起因于他刚刚恢复工作,便发意编辑、出版一套“走向世界丛书”,引起学界和出版界极大反响。
那时,我在新华社湖南分社政治、文教组当记者。出版工作属于文化范畴。听说湖南出版社发意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并已印了几种,便去了解情况,董其事者正是叔河先生。这才知道这几种书一出,北京文化圈中好评如潮。
那个年代,刚经过十年“文革”,出版凋零,文化荒芜,除了毛著、样板戏和“批孔”的集子,几乎无书可读。所以旧籍重印也成一时风气。一部《福尔摩斯探案集》,畅销全国;一向被认为是冷门的美学著作,竟也闹得购书排队,以致有人兴奋地大呼“美学热”已经到来。现在想想,匪夷所思。
叔河先生没有去赶这些“短平快”的浪头。他似乎早已感到中国不能老是那样闭关锁国,关起门来称大王。而“改革开放”,正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在这个时刻,编辑出版一套记述中国人走向世界历程的丛书,不但有历史的价值,更有现实的启示。
他是说做就做的人。选题一旦确定,便一头钻进了图书馆,而且在全国许多地方邀约同道,遍览群书,从中选择最有价值的书和最好的版本。他编过一个简要的年谱,附在《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中,从中可以看到他用力之勤,也难怪钱锺书先生要赞他的“耐心搜罗和虚心研读”,“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之功了。叔河先生在短简中说的八十年代初在湖南图书馆对他的采访就在此时。那次采访不但谈了“走向世界丛书”,也谈了他想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那时曾国藩是被定论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出版他的全集自然阻力重重。曾氏全集出版的设想我写过内参,“走向世界丛书”我写过报道。叔河先生几次说到图书馆那次采访,是将我视为同道了。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那些“近代古籍”的内容,叔河先生为“走向世界丛书”的每一种都写了长长的前言。这些前言介绍了这些书籍出现的历史背景,作者的经历以及这些游记体或记事体或日记体的记述,给今人的教益与启示。如同旅游要有导游,这些前言恰似这套大书的导读。一向以“四方宾服,万国来朝”自诩的中央帝国,向来盲目自大,自以为是“天朝”,而他国都是“蛮夷之邦”。只是因为有了这些睁开眼看世界的人,才知道我们居住的大地,不是“天圆地方”、中华居中、万国来朝,而是一个圆球,从中国一路向东,经过海洋、陆地、无数国家,是可以从西边回到出发地的。也因为这些走向世界的国人,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坚甲利兵,都远胜于“我大清”。他们还看到了外国的“伯理斯天德”(总统)是无须銮驾扈从、前呼后拥,而是携手皇后、步行拜会中国来客的。看到国外的风景名胜不像“我大清”任其满目荒榛,而是可以招徕游览,借以生财的。他们中还有还有人记述了遭遇的“巴黎公社”革命,有人记述了西洋、东洋的政治体制。总之,他们的记述,都是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亏了这些走向世界的先驱,令中国人“脑洞大开”,这才有了后来的维新与革命。叔河先生的这些前言,集为《千秋鉴借吾妻镜》,介绍了十七个人早期的二十种记述。先是作为“骆驼丛书”的一种,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现在恐怕难觅了。这次新版,展卷重读,仍旧兴味甚浓,加之文字生动活泼,略无半点头巾气、饾饤习,真是好书不怕多回读。至于为什么书名叫“千秋鉴借吾妻镜”,叔河先生有一段“附记”作了说明,照抄如下:
“千秋鉴借吾妻镜”是黄遵宪的诗句,意为史书和史事可作千秋万世的借鉴。《吾妻镜》为日本古史书名,即《关东通鉴》。传说武尊皇子东征渡海,风涛大作,有橘姬投海祷神得止。及凯旋,皇子东望叹曰:“吾妻独不能归乎”,后人遂称关东为“吾妻国。”
“五十二岁始识君”,是叔河先生赠我《小西门集》时的题语。转瞬三十多年过去,今当已近望九之年。
重览旧著,如见故人。遥望南天,友情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