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一

 

一直想把康生关于《西厢记》的那封信找出来再看一遍，但一直没有找到。近因林凯兄协助，才找了出来，此信竟不是我印象中刊载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而是刊载在1958年6月23日的《光明日报》头版——作为要闻刊发，足见重视。这当然不只是因为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而是同毛泽东当时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关。

 

二

 

重读一遍，更觉骇然。

 

记得那时我刚读完大学一年级，学问无多，却正卷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大潮。校系两级党组织都在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所谓“迷信”，似乎主要是指对“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迷信；而“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对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敢想、敢说、敢干。校领导高呼“真理在手，所向披靡”，当时只道是鼓劲儿的壮语，后来渐渐知道，其源盖出于最高领袖。

 

三

 

经过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党内从上到下，都以为已经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伟大的胜利”。但是毛泽东似乎认为，在学术领域，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仍是“资产阶级”教授掌握着话语权。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不要怕资产阶级教授，不要怕大知识分子。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周瑜二十九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到了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说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又一次举证，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列举了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王弼、颜渊等等，以证明“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文革”中看到不记得什么大学印刷出来毛讲话未公开的记录稿，所举年轻人中还有《西厢记》里的“红娘”。

 

再到5月份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更把讲话精神归结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一切迷信都要打破。”话语出自最高领袖，流传出来，对青年人的鼓动，其力有如大潮，分明感到这是在号召青年人向教授、权威们挑战。

 

四

 

要破除的迷信，连马克思都包含在内，匪夷所思。不是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吗？现在看来，那时的毛，鉴于1956年的“反冒进”、1957年的大鸣大放，总觉得有人说话比他还灵，这些人既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所以，在政治上划定了五十余万“右派”（这是公开的数据）之后，依然不大放心，决心还要进一步从思想上压倒他们。这个“他们”中，当然也会包括党内不赞成“冒进”的人，所以极而言之，连马克思也不要迷信。他大概觉得，只有把这些“权威”搞得颜面扫地，才能如臂使指，得心应手。事后证明，确实达到了目的。当接踵而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招展时，“权威”们、教授们万马齐喑，举国“一片欢腾”，无论党内党外，再也没有什么话语或力量能够试图为此降温了——不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甚至私下的抱怨也几近绝迹——后来证明这样被当作“迷信”“破除”的，并非只是“权威”或“教授”，更是对“规律”乃至“常识”的“破除”。它带来生产力的大破坏和此后的全国大饥荒。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只说当时，我们这些学问无多的毛头小子无比兴奋，我们开始批判教授，觉得只要引证毛泽东的著作来与之对垒，便真可以“所向披靡”了。教授专家，不在话下。

 

康生关于《西厢记》的那封信，就在毛泽东一连串破除迷信的讲话后，应时发表了。所以，那时读后，血脉贲张，觉得真个大胆，真个解放。现在回看，他哪里是要谈学术、谈《西厢》，只是借《西厢记》为题，对毛泽东那一系列讲话作出政治上的响应或表态罢了。这就不难懂得，为什么这样一封信会作为“要闻”在全国播发了。

 

这是政治，而非学术。此后康生在党内的地位日益显要，直到“文革”，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

 

康生的信，借王实甫《西厢记》与董解元《西厢记》的比较，大肆嘲弄了他所谓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文人”。全信不长，时隔久远，又不好找，许多人（包括一些在大学讲授或研究《西厢记》者）可能未曾寓目，不妨原文照录，分作两截，略加评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五编辑组诸同志：

 

来信收到，黄本董西厢不在手边，等我要回时再告。

 

黄本的长处，在于序言，其文字并无特异之处，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六幻本，即是以黄本为底本的。以前我曾就影印本以黄本粗校一次，现将校本送来，就此很易看出黄本面目，也许对校勘工作还有用处。

 

董西厢与王西厢不同，现有各种版本，并无甚差异。我以为文学出版社不必再在版本校勘上去费工夫，只要将原影印本的几个错字改正一下就可以了。如再弄些繁琐的校勘，对读者不仅无益而且徒耗精力。至于那种资产阶级教授专以版本吓人的手法，我们出版社不仅不应采用，而且要坚决加以揭露，使读者破除迷信，懂得那些所谓“专家”，并无真才实学，只不过在那里作文字游戏和文字消遣而已。这类事，我很清楚，我自己就是把校勘小说戏曲作为工作之余的游戏，疲劳之后的休息，好似有的人休息时打麻将差不多的。

 

至于文学家将董西厢加以必要的（不是繁琐的）通俗的（不是引经据典的）注释，进行取精去粕的深入研究，那是很有必要的。但，注解其中一些难解的“词”，如果不熟习北方的群众语言并在北方农村广大群众中生活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名牌教授”“名牌专家”），却很难注释清楚。

 

这一段，是讲校勘的。

 

从信中看，起因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五编辑室写信向康生商借《董解元西厢记》黄嘉惠校本（即信中所言“黄本”）。商借的目的当是为了校注《董西厢》。“人文社”1961年完成、1962年印行的《董西厢》校注本，先是请曲学名家凌景埏先生承担的，后来因凌先生于1960年（一说是1959年）去世，未竟工作便由出版社接续完成。人文版校注本用的底本，是明代崇祯年间闵遇五所刻《西厢六幻》，即所谓“六幻”本。这次商借“黄本”，不知是为凌先生需用还是出版社要用。

 

古籍整理中，校勘之学是不能不讲的。一种古籍，在其流传中，往往有很多刻本，文字各有差异或脱落或臆改，如《董西厢》，除“六幻”本、黄嘉惠本，还有1957年在安徽绩溪发现的《古本董解元西厢记》，以及屠隆校本、汤显祖评本、闵齐伋刻本、暖红室刻本等等。以一种较好的版本为底本，然后参对其他版本，校异勘误，择善而从，这才能整理出一个错误较少、内容较准确的新版本来。至于在校勘中底本选择是否得当，勘校是否精审，能否择善而从，就要看校勘者的学识功底与鉴别能力了。所以，古籍整理中，校勘是基础工作。校勘者必须懂得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乃至文字、词汇、音韵之学，并非康生所说只是“文字游戏和文字消遣”，更非所谓“打麻将”一类“游戏”。这些年，许多并无古籍出版资质的出版社，也印行了不少古籍，名为校注本，结果错误百出，有些甚至无法卒读。这就是以为随便找个人就可以做校注的结果。

 

康生对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并非无所知，他自己也在做这种他所谓的“打麻将”式的“游戏”，但他偏要在此时此地大贬版本、校勘之学，只是为了以此为由，一笔抹倒他所谓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其终极目的，更在借此表态，从政治上响应毛泽东“破除迷信”的号召。

 

严肃的学术问题，就这样变成了轻浮的政治投机。

 

六

 

在信的后一部分，康生大加嘲弄了所谓《王西厢》的“春秋之笔”：

 

从明代到现在，研究王西厢的学士文人，真是车载斗量，他们无分析无批判的将王西厢捧到天上去。资产阶级的大学教授写过许多文章，校勘过许多板本，出版过许多本子，其实他们不仅不知道什么是王西厢的精华和糟粕，甚至几百年来王西厢文字上长期存在的笑话，直到现在也还看不出。譬如说“草桥惊梦”一折，这是几百年来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字，可是就在这一折“雁儿落”曲词中，有这样的句子：“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试想：在一种刮着“疏刺刺林梢落叶风”的“清秋夜”里，竟有“绿依依”的柳树半遮高墙，这不是大笑话吗？明朝人谑称西厢记为“崔氏春秋”，这四句曲词，真可以称为“春秋之笔”。

 

人们天天在那里校勘、研究王西厢，可是不去研究王西厢的祖本——董西厢，甚至也没有像黄嘉惠那样把董王两西厢的曲词来简单的对照一下。如果稍加对照，上面那样的大笑话，就不难立刻看出。因为董西厢虽无“雁儿落”一曲，可是那里讲：“衰草萋萋一径通，丹枫索索满林红”“浙零零的微雨，率刺刺的西风”。那里讲：“急煎煎的促织儿声相接”，“雨儿歇，闪出昏惨惨的半窗月”。那里讲：“清宵夜好难捱”，“衰杨折苇隐约映渔台”。从这些简单的句子里，不仅可以立刻看出“衰杨折苇”和“绿柳依依”的不调和，而且可以看出王实甫的曲词，也大半是由董词袭演而来的。当然“绿柳依依”的句子，也可能不是王的原词，而是后人抄错或补错的。我这里不是要指责王实甫，也不是说董曲里就没有糟粕，而是说有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学者教授的校勘和研究工作，并不值得重视。

 

在我看来，要真正研究董、王两西厢，不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文人以及他们所捧为权威的王国维等人的各种谬论彻底打破，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知道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因而也就不可能研究好的。

 

今天是星期日，借着回信，作为休息，信手所写，错句错字及不对之处，一定不少，阅时一笑置之可也。

 

康生

 

1958年6月1日

 

七

 

康生在这段文字里，大讲了一通精华与糟粕，但也并未对此作哪怕稍稍像样的分析，因此也无从研判其是非。他在信中花了大段笔墨嘲弄的“绿依依墙高柳半遮”一段曲词，却恰恰未见得有那么可笑。

 

据说，此信发表后，北大中文系的游国恩教授便在私下调侃道：他住的那里如果没有垂杨，请他到北大燕园来看看就知道了。只是刚刚经历了“反右”，以康生的地位，谁也不愿去捋虎须罢了。

 

以今日北京论，此时正是清秋时节，一壁厢疏林落叶，黄叶满地；一壁厢却是高墙绿柳，枝条摇曳。二者并非不可得兼，因而也无所谓“春秋之笔”。或许有人会说，全球气候变暖，今日之气温与当日之气温未必一样。那么不妨看看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结论。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竺可桢先生晚年的著作，他以考古资料、物候记载、地方史志为据，得出了五千年气候变迁的清晰走势。

 

无论《董西厢》《王西厢》，都是演绎了唐代元稹《莺莺传》的故事。而元稹的《莺莺传》，据记载，又是基于他自己的一段经历。那么，故事发生的时代，即元稹生活的时代，气候怎样？

 

竺可桢的结论是中国气候从第七世纪中期至少到公元十世纪，气候一直比较和暖。唐玄宗的妃子江采蘋，居处满种梅花，故称梅妃。元稹的诗中也提到“梅杏春尚小”，足见那时长安可以栽梅。而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记载了长安可种植柑橘。柑橘只能抵挡零下八度的气温，而梅树也只能忍受零下十四度的寒冷。长安气候如此，《西厢记》中的蒲郡，距长安不远，当亦如是。今日北京，已看不到梅树与柑橘，气温应尚不如当年长安和暖，但深秋柳条绿意尚浓，当年岂无绿柳？

 

那么，到王实甫写作《西厢记》的时候，大都（今北京一带）的气候又如何呢？据竺可桢的研究，经过十二世纪一个短时期的气候转寒，公元十二世纪刚结束，气候又开始回暖。元代著名道士丘处机1224年所写的春游诗有“清明时节杏花开”之句，可见那时物候与今日北京大致相同。这种温暖气候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后半叶。《西厢记》的写作，正处在与今日北京气候相仿的温暖时期。

 

北京现在已是深秋时节，“绿依依墙高柳半遮”的景象，仍旧随处可以看到，那么，《西厢记》中这一句，又何以就是“春秋之笔”？何以就是“大笑话”？又何以就证明了“资产阶级学者教授的校勘和研究工作，并不值得重视”？更何况，《董西厢》那一节里一样写着“柳阴里忽听得有人言”，“月影柳荫之下，定睛细认”一类话语，就如《王西厢》中一样有“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清霜净碧波，白露下黄叶”，“秋蛩鸣四野，助人愁的是纸窗儿风裂”一样。只不过康生为了证明他的“春秋之笔”，为了证明他所谓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不学无术，不加引用罢了。

 

八

 

其实，就康生这封信去论《西厢记》的是非并无多少意义，因为他并非认真地在探讨学术之是非。如前所述，他只是为了在政治层面呼应毛泽东的意图——打击“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罢了。图穷匕见，康生在信件的最后把意图说得明白：他是要“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文人以及他们所捧为权威的王国维等人的各种谬论彻底打破”。

 

学术研究是一代代接续的工作。前人所做的工作，后人可以承继，后人的工作也必然会超越前人，因为材料、眼光、方法，都会随着时代向前推进。但要把前人的工作一笔抹杀，以为信手发个“掌心雷”，就可以平地炸出一个金光四射的新见解、新体系、新世界，不过是一种痴想。

 

在当代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学术问题常常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引线”或曰“试探性气球”。政治人物为了发动一场政治斗争，往往先要制造一个学术假象以制造舆论。《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李秀成自述》的讨论、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以至后来的评《水浒》、批孔，每一次都不是真正为了研讨学术，而只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研究”或“讨论”反复多次，每逢有新的“学术讨论”，学界往往并不先研究材料，剖析是非，而是先揣度其政治意图，然后跟风而上。于是，观风者便压倒了研究者。无实事求是之意，有迎合取宠之心，使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即如康生此信发表后，若是跟风而起，再一次掀起对所谓“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及其学术著作的批判，包括否定自王国维以后所有戏剧研究的成绩，对于中国戏剧史的研究，无疑又是一次灭顶之灾。

 

所幸毛泽东的注意力已很快集中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上，康生的政治呼应才没有酿成更大的学术灾难。

 

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当然会影响于社会的思想与政治，但这种影响是间接发生作用的。允许并鼓励学者进行独立的自由的研究，允许并鼓励不同学术见解的平等讨论与争鸣，而不是要求学者只是做政策的解读，更不是把学术研究当作一定时期某一具体政策的解读或附和。这样的研究，从长远看，才能积累丰富的学术资源，也才可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如康生这种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是一种恶劣的风气。此类衣钵不应再加承继。

 

重读康生关于《西厢记》的这封信，不禁又是一声长叹。过去的几十年间，这类非学术的研究与批判，制造了多少学术冤案，虚费了多少无谓的精力，又糟蹋了多少有希望的学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