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魂箫韵：龚自珍传》

陈歆耕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胡晓军

三年多前，报上刊出一篇向当代旧体诗发难的杂文。作者在阅读了一些当代旧体诗作品后，发现他们只习得古人皮毛，未获得其中精髓，于是徒有格律之表，略无情志之实，只是用无病呻吟涂鸦了“兴观群怨”的本色。行文至尾，作者捧出龚自珍的“纯真”说，对“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种花都是种愁根，没个花枝不断魂”极力推崇。原来龚自珍对清代士林盛行的虚伪，特别是将诗文当作虚伪的载体，曾作过猛烈的批评，将这些诗文统称为“伪体”。杂文的题目《“伪体”诗词何其多》由此而来，结语是：“这下我们可以大致明白当代旧体诗整体平庸的症结所在了吧？”

此文作者是文学批评家和杂文家陈歆耕先生。陈先生文风尖锐。他在《文学自由谈》上的评论，在专栏《文坛呓语》里的杂文，为使观点突出、表达到位，宁肯失去一些平衡，包括关键性的平衡，似乎是存心卖出几线破绽，因而会透出几丝“明知故犯”的狂气。这在当代的文艺评论界实不多见，我认为与其说他性格所致，还不如说他不肯委屈了性情。不管怎样，陈先生在主客二观上，都彰显了争鸣之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

三年半后，当陈先生把他的第一本历史人物评传递给我时，我方才明白，原来那篇杂文所批评的，岂止当代旧体诗而已。掉个头说，陈先生透过“哀艳杂雄奇”的龚诗，发现了更多东西。因此，陈先生劝人“一定要读龚自珍”、读龚自珍的诗文，就像他一样。我相信陈先生作为文学批评家，最先关注和研究的便是这些，他在书中直录了大量龚的诗文，并通过夹叙夹议的解读，将“一定要读”的道理接二连三地揭了出来。

一是在“文字恐怖”下的犯禁。《已亥杂诗》系列有不少直击时弊的犯上言论，有些足以致命，但龚自珍从未闭过嘴；二是“众生平庸”中的超拔。在“左无才相”直到“巷无才偷”的庸人世界里，龚自珍以出言无忌、行事怪诞显得卓尔不群，不过陈先生对此寥寥数语，至于对龚的贬抑之词，更未丝毫转述。在他看来，癫狂只是表象，对其非议则是出于不能理解，不值得为庸人多费笔墨。重要的是癫狂之人的内心“必有痛彻心扉处”，是被庸人遍地的“衰世”实质深深刺伤了的反应，再也正常不过；三是“士”与“仕”间的徘徊和最终定位，陈先生总结为“清王朝少了一位宰辅，成就了一代巨匠”，“这是清王朝的损失，而不是龚自珍的损失”。自古“仕”“士”难以两全，人与体制的关系几乎类同于水火，结果便从来是宰辅太多而巨匠极少。“仕幸不成书幸成，乃敢斋祓告孔子”，龚自珍在前一句用两个“幸”字道尽了两者的根本抵触，下一句给自己的定位堪称精准，尽管违背了孔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的规训，毕竟只反政统，未反道统，他在本质上还是“君子儒”一个。

以上有诗，还有文，文分散文和论文两种，前者以《病梅馆记》为代表，与诗同样以形象思维表达逻辑思维，将梅这一物象隐喻为奴化或被奴化的士，这类散文也可视为诗的文体化。后者以《明良论》系列论文为代表，直指现实社会。陈先生说自己花了四年为龚自珍作传，仅凭《明良论二》首句“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便感到值了，因为此话使他有了与梁启超一样的“若受电然”之感。

大多数学者将批判精神视为知识分子的专业。熊彼特说，知识分子依靠批判为生，是其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准之一。无论衰世还是盛世，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都是不可缺的，他们在昭示理想的同时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而批判必须通过载体和行为以表达。希尔斯说，知识分子因“对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对他们宇宙的本质、对掌理他们社会的规范具有非凡的反省力”而更“需要以口述和书写的论述、诗或立体感的表现，历史的回忆或书写，仪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动，来把这种内在的探求形诸于外”。“论述”和“诗”作为其中两个载体和行为，分别指向思想家和诗人（作家）这两类身份及创作，并呈现出科学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气质及影响。

龚自珍无疑同时拥有这两种身份、具备这两种气质。就拿我最熟悉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两句为例，龚的思想力和形象思维毫不输与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而在情志、气势和现实主义上更胜一筹，是思想与文学的完美融合。对于思想和文学的关系，陈先生认为龚自珍“深刻的政论思想是通过文学性的表达来实现的”，也即“思想家诗人”。他一方面同意龚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位可与李白、杜甫、苏东坡并列的旧体诗大家，一方面又说龚的“思想史意义要大于文学史意义”。言下之意，似乎是李、杜、苏的文学史意义要大于思想史意义。

对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解读，决定了陈先生对此书的布局构思，即先集中写龚自珍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包括对其批判精神发生过影响的一系列人，如段玉裁、段玉立、龚丽正、王昙、王鼎、魏源和林则徐等；其对后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产生了影响的一系列人，如梁启超、王国维、柳亚子、郁达夫，以及几乎用推理法“推”出来的鲁迅。鲁迅同样兼具科学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也是如龚那样的“思想家诗人”，尽管缺乏确实依据，但倘不写鲁迅，显然与陈先生演绎思想史的意图不符。所谓思想史，就是知识分子在每个时代直面现实、直追理想，提出并回应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的历史。由于人类思想的承继性和公共命题的穿越性，使思想史拥有了持续和永恒的意义，缺了鲁迅，怎么可以？“挑最重要的先写”的布局，与新闻写作方法神似，使书显得“头重”；为求平衡，陈先生动用了他拿手的实地考察笔记，以免“脚轻”，这同样是他当了几十年记者的看家本领。

为龚自珍作传者实在不少，最近约十年中，就有麦若鹏《龚自珍传论》、王镇远《剑气箫心》、陈铭《龚自珍评传》等多部。陈先生的书应该不是最完全的，但有了上述的因素，肯定是最独特的。他以对这位“思想家诗人”的书写，大体完成了自己对“思想史”的书写，一方面表达了对龚自珍的敬意，一方面实现了自己“敏感和反省力”的外化，满足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穿越当下具体经验之屏幕的内在需求”。

文学只要不自缚、不自虐，便可活、便可自由，便可以批判、可以忧患、可以追求，便不会被剥夺谈当下和天下、追神思和神圣的资格。这种资格，龚自珍有，陈先生也有，他所持有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同样拥有宝贵的业余性。陈先生当然采用了颇具文学性的笔调。他心仪龚自珍能将政论和文学融合得那么无间，如同坚硬的石头与柔弱的水的结合，锐利的剑与清美的箫的结合。的确，想一想康德和黑格尔，再读一读龚自珍，这位“一代诗文之雄”既是良药，又是美味，实在是中国读者的幸事。我想，尽管没有必要，但倘若陈先生能在专业的批判的同时，业余地写出情志兼具、文采并美的旧体诗来，那会是多么锦上添花的一件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