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王宏图

格非卷帙浩繁的“江南三部曲”以这样貌似平常的句子开场：“父亲从楼上下来了。”它简单，朴实，不带花里胡哨的装饰，但却一锤定音，开启了陆家绵延百年之久的四代人的传奇故事：因疯癫出走的陆侃，晚清至民国初年卷入革命漩涡的陆秀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命运多蹇、终陷牢狱之灾的谭功达，世纪之交的落魄颓唐的谭端午。虽然他们都称不上一呼百应、叱咤风云的伟士，但作者对他们个体生命境遇和精神困境的关注，间接提供了一幅百年中国精神嬗变的剪影。

与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相比，我更着迷于渗透于作品文本肌理之中的古典的意蕴、情韵和格调（这在《人面桃花》中尤为醒目）。标题“人面桃花”、“春尽江南”直接脱胎于唐人的诗句，而《春尽江南》中的奇女子绿珠，与晋代石崇宠爱无比的美女同名，她一出场，作者便赋予了她一种“令人伤心的抑郁，也有一种让中年男人立刻意识到自己年华虚度的美”——与一千七百多年前坠楼而死的同名人相比，格非笔下的绿珠结局算不上悲惨，但在作者精心营造的氛围中，谭端午的这个红颜知己印染上了浓酽的古典风韵。

在不少章节中，格非不无刻意地仿造出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叙述风格，它以白描为主干，夹杂进诸多人物对话，绝少有对人物心理的冗长描摹、剖析，而对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也不热衷于孤立的铺陈渲染，而是在情节的推进中层层递次展开。和以聚集上海市井生活的《繁花》不同，“江南三部曲”的语言外壳对古典白话作品的仿效还未臻于后者以假乱真的境地——究其原委，格非终究是一位生活在学园中的作家，他的作品无法像《繁花》那样充满浓得花不开的烟火气，无法让出自三教九流的人物间的对白占据绝大部分篇幅，也缺乏将上海方言大量撒播到文本各个角落的野心。毋庸置疑，格非更带有古代文人的雅趣，这在他对众多植物（荷花、桑树、紫云英、油菜花、金银花等）的精细描述中可见一斑。

而这一古典风情还引人注目地体现在情节设置的传奇性上。且不说《人面桃花》中寄寓陆家的革命党人张季元，秀米的人生也是一波三折，新婚出嫁时被绑架到花家舍，后又东渡日本加入革命党，辛亥革命前被捕入狱，出狱后长年装哑；而《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身为一县之长，却与孤女姚佩佩暗通款曲，她因中了圈套，被省委金秘书长奸污，一怒之下杀了对方而成为逃犯，而谭功达因与她私下书信来往而被牵连。这一对男女的命运着实令人唏嘘感喟，而《春尽江南》中女主人公庞家玉在罹患绝症后为不拖累家人而出走，最后在医院中悬梁自尽。显而易见，格非将明清言情小说与世情小说的诸多元素重新加以组合、拼接，镶嵌在二十世纪中国纷乱变幻的历史框架之中，酿造出现代性中的古典风。

更为重要的是，“江南三部曲”可视为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抒情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在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先生眼里，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集中体现在《诗经》《楚辞》所体现的抒情传统中，并渗透到后世勃兴的戏曲、小说等叙事文体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一种荣格所言的“集体无意识”，蛰伏在一代代文人的内心深处。到了二十世纪，在面临政治文化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际，几经摧折，它仍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时机一成熟，便又生机盎然。“江南三部曲”虽是完整的叙事文本，但从头至尾，作者面对历史嬗变和人物命运所生发的迷惘、伤感、悲郁之情在字里行间流淌，与事件、情节水乳交融，到了《春尽江南》的结尾，直接化为《睡莲》中的诗句。

格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发轫之际便以《迷舟》《褐色鸟群》等作品享誉文坛，其玄奥的哲思和诡谲的迷宫难免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他沉潜求变，经多年磨砺，终于搭建出了一座矗立在江南烟雨中的楼台：精巧，典雅，如梦似幻，一触即破。刻意酿造古典风韵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作者带来了成功，又设下了难以逾穿的界线。界线之内，一切皆美，因为它有强大而悠久的传统的支撑；界线之外，一无所有，一切都处于未知状态，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也许是难以自拔的沼泽地。然而，在传统的床榻上躺得久了，往外越界、探险的勇气往往也会折损大半。如何在传统和创新间保持一种平衡，始终是作家无法回避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