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图二

 

 

图三

 

编者的话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本报今年4月20日第四版刊发彭小莲的文章《一本注水书》（图一），批评李辉所译项美丽撰写的儿童读物《中国故事绘本》，4月30日，李辉给本报发来回应文章《<中国故事绘本>是注水书么？》，“希望全文刊登”。次日，本报获悉，李辉此文已刊于微信公众号《六根》（图二）后，立即在本报微信公众号（whdszb）全文转发（图三）。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本报创刊以来，一直努力倡导批评、鼓励争鸣。鉴于彭、李关于“《中国故事绘本》中译本之争”的读者反响，值此六·一儿童节之际，本报特刊发读者非也就“彭、李之争”撰写的《难得的“批评”与难得的“回应”》；同时应李辉再三要求，特在二版转发其首发于《六根》并已由本报微信转发的回应文章，以示对批评和反批评的尊重，以示对儿童读物质量的关注。

 

从《文汇读书周报》微信公众号上读到彭小莲的《一本注水书》和李辉的《<中国故事绘本>是注水书么？》，就李辉所译项美丽撰写的儿童读物《中国故事绘本》（以下简称“《绘本》”）展开争鸣，第一感觉是：这样的“批评”，非常难得；这样的“回应”，更是难得。唯其难得，更凸显了当下进一步强化著译者、编者对小读者的责任意识之急迫。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书评界溢美之音漫天，批评之声沉寂；“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中，即便偶有批评，多半也是不痛不痒，或者以被批评者的沉默不了了之。至于深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文化人，特别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人，更是鲜有就一本书站出来直言批评或回应批评的。正因此，彭、李就一本儿童读物展开争鸣，其意义也就远不止于对一本书的评判了。

 

一

 

当然，说彭、李的“批评”与“回应”有意义，并不是说“彭、李之争”便无可商榷之处。细读“批评”与“回应”，不难发现，这两篇文章都是有感而发的激情之作，其可贵在于率性情真，因而迥异于那些不痛不痒、装模作样的批评性书评；而其不足则在于激情的任性与失控——

 

一是某些表述因激情而失当。如，彭文以“注水”为题，通篇却无对“注水”的说明、界定，的确失当，以致一般读者很容易将“注水”仅仅与“留白”、“字大”等书版形式问题相联系。而高级记者李辉在回应时说：“如果有此书的读者，翻开看看，楷体五号字，大吗？”也很可能是情急出错——笔者手上就有这部书，翻开看看，全书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都采用了大于五号的楷体字。可见批评的激情实在是不能没有理性护航的。

 

二是论述观点往往激情有余、实证不足，缺乏事实、数据的支撑，以致“回应”与“批评”各说各的，缺乏必要的逻辑对应。如，针对项美丽所谓“中国的工作日并不像我们美国这么多”，彭文写道：“随便上网一看，即使在1930年代初，美国的工人已经是穿着皮夹克在那里干活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假日远远超过中国”，这样的论证，显然“随便”了些；而李文以“中国传统假日历来很多，民国后又增加了元旦等节日，当然不会少。三十年代初的美国大萧条，失业者成群结队……”回应，也太“当然”了些。就逻辑而言，穿着皮夹克干活并不足以证明美国工人的生活条件“远远超过中国”，而大萧条时期“失业者成群结队”同样不足以否定美国工人的生活条件“远远超过中国”；至于民国的假日“当然不会少”，当然更不足以否定美国的假日“远远超过中国”。可见激情的批评一旦无视逻辑，都是苍白的。

 

三是由激情而愤激，或者说，原本触发激情的愤激趋于失控。如，彭文说，《绘本》“留在家里，那么小的住房，往哪里搁置？送给邻居的孩子，岂不是误人子弟？卖给收废品的，估计是三分钱的回收价值……”李文则“建议”彭“就这本书提出申诉，如果成功，索赔所得，可以买更多好书，甚至，多买一间书房”等，以为回应。这样的“交锋”，情是真了，却是既非理性，也非建设性的，笔者以为是不可取的。

 

二

 

据李译《绘本》后记，《绘本》收入项美丽于1946年完成的两种童书绘本，其中《中国的ABC》为低幼儿童所写，《中国故事绘本》为八九岁的孩子所写。

 

由于儿童读物，特别是低幼读物，具有教育、启蒙的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彭、李之争”已不止是“一本书之争”，而是关涉下一代教育、启蒙问题的一场论争了——这的确也是彭文批评的焦点，“彭、李之争”的焦点。

 

这里先说“彭、李之争”的第一个焦点：项美丽是否了解中国，《绘本》是否较为真实、准确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否值得介绍给现在的中国儿童。

 

围绕这一焦点，双方主要就以下几个事例展开了论争：

 

一、项美丽说：“我们读今天的中国报纸，读到的意见来自每一个公民——那些做好准备，要去参加平生第一次公民投票的男男女女。”（彭、李两文中此段引文均有误，此处据《绘本》P96。）

 

彭文认为：这“实在是戏过了！她（项美丽）怎么在那个年代就穿越了？”而李文则反驳说：“我不敢相信，批评者（指彭小莲，下同——笔者注）的民国知识那么差，竟然不知道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曾公开承诺要进行全民投票‘国大代表’，再由‘国大代表’选举总统、副总统。很快，内战爆发，只在国统区推行过选举，并于1948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一人一票选举，总统、副总统各有两名候选人，最后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到底是谁穿越了？”

 

李文所说的“民国知识”，不能说完全不对，但用来反驳彭文，却难以成立。显而易见的是，所谓“国民政府曾公开承诺要进行全民投票……”，与“每一个公民……做好准备，要去参加平生第一次公民投票”，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况且所谓政府承诺，常常也当不得真，据张宪文等撰著的《中华民国史》所载蒋介石电令，早在抗战胜利初期，那个“公开承诺要进行全民投票”的国民政府领导人，就一直以“歼匪”指称“全民”一部分的中共部队。有谁见过政府给予“歼匪”投票权？有谁见过“做好准备，要去参加平生第一次公民投票”的“歼匪”？至于用1948年的“局部选举”来证明项美丽1946年所谓的“每一个公民”的“准备”，倒更像是在证明项美丽预言能力的强弱。

 

众所周知，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即“摩擦不断”，至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而写于1946年的《绘本》却说“每一个公民……”对此，笔者不得不说，常识和逻辑都难以否定项美丽所言“实在是戏过了！”

 

二、彭文直言“她（项美丽）并不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她会把虚岁，描述成‘要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往前推九个月，然后，选择那个月的某一天作为生日来庆祝’”。

 

对此，李文说：“我在此句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此处说法有误。’……但项美丽后面的叙述并没有错……”这里姑且不论这样的反驳在逻辑上是否成立，翻开《绘本》看看，书中“说法有误”的细节显然不止有译者加注这一处：

 

“现在，许多中国的孩子都有美国的玩具娃娃。”（P47）——项美丽写作此书时的“现在”，是1946年。

 

“出现皇帝没有儿子的情况，或者近亲在其去世时取而代之，那么，这个老年号就结束，开始一个新年号。”（P71）——如果皇位由儿子继承，“老年号”是否一直沿用下去？

 

五代（公元907-960年）时，“中国人对中国北面的……蒙古人提高警惕，他们形成一个强大帝国，成为真正的威胁。”（P74）——而所谓“强大帝国”的“大蒙古国”，建立于公元1206年。

 

……

 

并非苛刻地说，真的要让中国儿童了解真实的历史，译者对以上这些细节也是必须加注的。

 

三、李文说：“‘弟弟学习的历史’插图画了一根骨头，上面刻有象形文字。批评者指出甲骨文是刻在龟背上的，如果就甲骨文而言，这一批评当然有道理。”接着又说：（甲骨文之前的）“中国最初的象形文字，的确也有刻在骨头上”。

 

其实，比李文所谓“中国最初的象形文字”要晚出的甲骨文，并非只刻在龟背上，也有刻在骨头（牛胛骨）上的；“甲骨文”，即“龟甲兽骨文”。可见，“就甲骨文而言”，彭文的批评并非“当然有道理”；而为了证明象形文字的确有刻在骨头上的，实在也大可不必追溯到所谓的“中国最初的象形文字”——这里姑且不论“中国最初的象形文字”这一提法是否科学。

 

其实，《绘本》所画的这根骨头，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它的“非典型性”——这是一根圆骨，而非扁平的牛胛骨之类，上面横刻而非竖刻着象形文字。（由圆骨上第一行左起第三字，即甲骨文中也有的“山”字，可知这十来个象形文字是横刻/写的。）

 

对于这根骨头的“非典型性”，也许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圆骨比龟背、牛胛骨更具“骨头”的特征，横刻/写也符合西方人的书写、阅读习惯，因此画这样一根骨头，比呈现甲骨文或所谓“中国最初的象形文字”的原貌，能更形象地让美国孩子理解。正如李文在回应彭文对十二生肖图的批评时所言：“项美丽是为美国孩子介绍中国，美国是讲星座，星座穿插其中，正是便于孩子们容易理解，故插图中出现相关天蝎座等图案。这恰恰是项美丽和插图作者的匠心所在。”这根“非典型”的骨头，也很可能是“项美丽和插图作者的匠心所在”。

 

不过，《绘本》中译本既然是给中国孩子看的，如何将“项美丽和插图作者的匠心所在”传达给中国的孩子，如何便于中国的孩子们容易理解，则无疑是译者的责任了。

 

三

 

“彭、李之争”的另一焦点是翻译问题，这也直接关系到儿童的阅读和接受、教育和启蒙。双方主要探讨了以下两处译文：

 

一是关于toy的翻译。彭文：“Buthe’s not a toy，被译成：不是宠物本领大。其他的不说，就toy这一词，在英文里怎么翻译都是‘玩具’，怎么就成了‘宠物’？”

 

李文回应说：“不知批评者手头有无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辞典》，不妨查一下toy，有两个意思：玩具，玩物。小马在欧美有的家庭，就是作为宠物养，并不干活。故我把‘玩物’译成‘宠物’。”

 

李文的解释用心而费力，一般人是很难理解从“玩物”到“宠物”这一飞跃的。依笔者看，这里的toy，倘若按照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辞典》直接译作“玩具”，解释起来也许更符合作者原意，更贴切，且更容易让孩子们理解。因为宠物小马，如李文所言，只存在于“欧美有的家庭”，而玩具木马却是欧美孩子大多见过、玩过的。

 

二是关于all the things I’ll ever need的翻译。《绘本》译作“日常用品不能少”，彭文认为应该是“我所需要的东西”。

 

对此，李文回应说：“all the things I’ll ever need，难得不是应该用的‘日常用品’？当然，也许译成‘必需用品’更准确。在此谢谢批评者。”

 

这一回应，说是“也许译成‘必需用品’更准确”，勉强也算接受了批评，也“谢谢”了批评者，但问题在于，彭文批评的是“应该用的‘日常用品’”么？难道“日常用品”就是“应该用的‘日常用品’”？

 

平心而论，李译《绘本》是很用心用力的。李文说：“《中国故事绘本》‘中国ABC’部分，原文是儿歌形式，我也同样翻译为打油诗类型的儿歌，便于读给孩子听，或者孩子自己也可以读。”但就翻译而言，最重要的还是“信”；就中英文对照读本而言，还有个基本含义的对应问题。李译《绘本》将“toy”译作“宠物”，将“all the things I’ll ever need”译作“日常用品不能少”，将“and show you through my floweryland”译作“去看中华多精彩”，将“like black birds in apie”译作“如同小鸟挤成团”……恐怕是不便于中国的孩子们对照阅读、理解的，即便有“英语都不错”的家长的指导。

 

翻译不是创作，随心所欲不得，故有“戴着镣铐跳舞”一说。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是比创作更为艰苦、艰巨的工作。如项美丽的这一《绘本》，虽说只是一本儿童读物，但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把握程度，以及该书特定的读者对象等等，都对该书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都对译者的中西历史文化素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将这样一本书译成中文，说实话，难度并不低。而且，由于其读者是低幼儿童和八九岁的孩子，几乎是一张白纸，译者的责任也就更为重大。

 

客观地说，“彭、李之争”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在如今蜂拥而出的译作中也算不上什么重大问题，但由于《绘本》的读者是正在接受启蒙的孩子，因此，“彭、李之争”也就不止是关于一本书、若干翻译问题的探讨了。在笔者看来，其意义更在于提醒书界人士，对引进版儿童读物的选择、翻译及编辑一定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