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日]大木康著 周保雄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大木康

在中国，纸的创造（毋宁说是指作为书写材料的纸的实用化）和印刷术的发明，作为新技术而受人瞩目，更使得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纸的发明被认为是在公元二世纪初；虽然印刷术在十世纪以前就已诞生，但直到十世纪左右为了印刷书籍才开始真正实用化。有关纸的发明暂且不论。印刷术肇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这种观点如今已是常识，从以往中国印刷史的相关记述大致可见，人们对宋代的论述耗费了许多篇幅，而对宋以后的历史，尤其是明清，只停留于比较简单的陈述。

之所以产生如此倾向，存在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印刷史都是仅仅作为技术发展史而被记述下来的。技术史家的着眼点在于某一技术被发明的某一时间点，对这之后的发展不太关注，这种情况似乎颇为普遍。另一个原因是，出于民族主义立场认为中国的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先于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发明。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印刷史中，中国的活字印刷被大书特书，仿佛轻重失去了平衡。但是，与能用二十六个字母表记的欧洲语言情况不同，印刷汉字文献必须制作的活字难以数计，曾经的活字印刷未必是最佳方法。事实上，采用活字印刷的，常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部分富豪（在此意义上，由乾隆皇帝命名的“聚珍版”颇具象征性）；相反，廉价的坊刻通俗书籍则是由木版印刷。这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形。

偏重于宋代印刷、重视活字印刷，以往的中国印刷史都是在这个框架内书写而成。笔者出于上述理由对这些印刷史持有怀疑。当然，在年代更久远、书籍文献很珍贵这个意义上，同时也在美术价值上，我对宋版受珍视没有异议。只是，如果从我们今日对图书馆的利用感受来看，偏重宋版的想法实有不妥之处。现在藏于世界各大图书馆的、常为我们查阅的中国图书几乎都出版于明代以后——其实大部分是明代后半期，说是嘉靖、万历以后的版本也不为过。这不仅对于任何以明代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人来说是如此，即使是先秦文献、唐代书籍，我们也几乎都是依据明代以后的版本来阅读的。另外，即使存在宋版，人们通常也不是观看其实物，而是阅读后世的覆刻本（也包括最近的影印本）。思考中国书籍的历史时，认为在明朝的嘉靖、万历时期发生了某种巨大变化，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论述到此，我们已经可以预设一个反论。宋元版书籍之所以稀少，是由于宋元时代和现代在时间上的间隔巨大，在时间上距离越远，留存的资料就越少。相反，明清与现代的时间间隔较小，留存的资料也就较多，是否真是这样呢？晚明时期，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首的白话小说的出版数量显著增多，皇皇巨作开始刊行，在当时白话小说的流行现象背后，是否整个出版业更为普遍地繁荣昌盛？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形而下的现象，它又是如何规定了明末以及此后社会、文化的走向的呢？就这样，我从事起明末出版文化的整体研究。《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日本版于2004年由日本的研文出版刊行。而它最早发表则在1991年，当时我任教于广岛大学文学部，以《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五十卷特辑号一)的单行本形式刊载了《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硕士论文都以明末苏州文人冯梦龙为研究对象。冯梦龙和明末江南的出版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编撰出版了洋洋大观的书籍，因此我深切认识到要全面理解冯梦龙，就必须把握当时出版文化的总体状况。这就是我写作该论文的最初因缘。

我对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探讨当时书籍产生、流通过程本身的诸问题，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去寻找答案。这种思路的形成，与我的“书籍、出版对冯梦龙而言究竟为何物”这一研究的原始动机多少有些关联。

近年来，中国明清时代的出版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不少富有卓见的论著问世。或许拙著的“赏味期限”早已过期，为此我不免感到一丝惶恐；但如果这本书能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为将来中国的出版文化研究抛砖引玉，那么无疑会令我欣慰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