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毕痴来”到“皮雅次蕾”

乍见这两个名字，读者可能不明所以。但若将之与琵亚词侣和比亚兹莱这两个译名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毕痴来”和“皮雅次蕾”原来是英国插画家Aubrey Beardsley不同的中译名，虽然后来并没流传开来。

这两个译名颇有来头，它们都出自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之手。闻一多文字中首次出现Beardsley是1924年10月致梁实秋信，应是梁实秋来信中先写到比氏，闻才在回信中说：

Aubrey Beardsley的画吾无间言矣。他也有文学天才，只不幸短命死矣。我记得书上讲有一次他把作品带给Whistler看，Whistler惊诧之下称他为“真正的美术家”。他感激流泪，弄得Whistler不好意思，连讲I mean it,Aubrey,I mean it!因为从前他没有受人称赞过。

可见闻一多读过比氏的画和诗，评价颇高，对他的早逝也深表惋惜。但在此信中，他未译比氏中文名，仍用英文原名，就像郁达夫在其名文《集中于〈黄面志〉的人物》中大写了比氏却未将其名译成中文一样。

五个月后，闻一多在又一信中通报梁实秋，在美国的“中华戏剧改进社事停顿许久，前由纽约同人讨论进行方法，公决由刊行出版物入手”。拟办的新杂志包括“戏剧”和“各种艺术”方面的文字，刊名则在《雕虫》与《河图》之间取舍，或再“慎为斟酌之”。闻一多一口气草拟了该刊前四期的目录，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冰心等名家均在约稿之列。就在这份待问世的新杂志第四期草目中，有如下一行字：

毕痴来（Aubrey Beardsley） 闻一多

也就是说，闻一多打算为新杂志写一篇全面评介比氏生平和创作的文章，并把比氏名字译为“毕痴来”。“毕痴来”三字，似还带有一点意译的意味，因为比氏痴迷“阴森奇拔”（田汉语）的插画。遗憾的是，新杂志没办成，闻一多这篇《毕痴来》也未写成，只留下一个题目和当时未公开的译名供后来者怀想。

到了1928年6月，闻一多在《新月》第1卷第4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先拉飞主义》。闻一多留美学的是美术，此文是他研究英国十九世纪重要艺术团体“拉斐尔前派”（闻译为“先拉飞派”）的一篇力作，在说到“拉斐尔前派”的成就和影响时，闻一多是这样写的：

认真的讲，英国的画只算得一套文学的插图。就“先拉飞派”讲，罗瑟蒂的画是但丁的插图，韩德的是《圣经》的插图。再从全部的英国美术史看，从侯加士（Hogarth）数到白兰柯文（Brangwyn），那一个不是插图家？一个勃莱克（Blake），一个皮雅次蕾（Beardsley），两座高峰，遥遥相对，四周兀兀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山头……

虽然没有再进一步详论，闻一多在这里充分肯定比氏在英国插图史上的地位，却是再清楚不过。他又二译比氏中文名，译为“皮雅次蕾”。当时琵亚词侣这个译名已经流行，闻一多并不沿用，而仍坚持自译，耐人寻味。

四十余年之后，梁实秋在《忆新月》中，特别提到《新月》的“版型是方方的”，“大概是袭取英国的十九世纪末的著名文艺杂志Yellow Book的形式”。该刊“最引人注意的是多幅的Aubrey Beardsley的画，古怪夸张而又极富颓废的意味”，“志摩、一多都很喜欢它”。而今，随着闻一多两译比亚兹莱中文名史实的梳理，梁实秋所回忆的闻一多喜欢比亚兹莱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石民译《他人的酒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较有名的石姓作家，一位是石灵，另一位就是英年早逝的石民。石民（1903—1942）以新诗名，有新诗集《良夜与恶梦》行世，被誉为象征诗派的代表之一；也以翻译名，译有《巴黎之烦恼》，又是现代翻译波德莱尔的先行者之一。他担任北新书局编辑期间，与鲁迅颇多交往。鲁迅日记中出现他的名字，第一次是1928年7月4日，最后一次已是1936年3月19日了。《巴黎之烦恼》正是鲁迅推荐给生活书店才得以出版的，惜鲁迅致石民的17通信函均未能保存下来。

不过，石民翻译的《他人的酒杯》鲜有人关注。这本译诗集1933年10月北新书局初版，列为“黄皮丛书之六”。“黄皮丛书”一共才六种，前四种均为冰心的作品集，第五种是赵景深的散文集《小妹》。这本薄薄一百二十余页的《他人的酒杯》，收入石民翻译的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十二位诗人的三十六首诗。石民的视野是开阔的，选择也是独到的。英国选译了布莱克、S.菲利普和西蒙斯的诗，西蒙斯是有名的《黄面志》杂志的主要诗人，石民推崇其为“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新文坛上的一位骁将”，致力于把他介绍到中国来。法国选译了波德莱尔、雷尼埃和P.弗尔。美国只译了朗费罗。德国也只译了海涅。俄国则选译了莱蒙托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古典和当代各选一位，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他人的酒杯》之《序言》中，石民认为“译诗最难，尤其是以我们的这种方块字来译所谓‘蟹行文’的诗。在好些场合中，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批评“以古奥艰涩的四言诗体去译那热情奔放的拜伦”和“以轻飘飘的弹词体去译那浑朴遒劲的莎士比亚或温柔敦厚的丁尼生”都不足取，都是“胡涂透顶”。他主张“译者对于原作不仅是应当求字面上的了解，尤应潜心涵泳于它的情调和节奏，直至受其灵感，然后，仿佛按着曲谱似的，用自己的言语把它歌唱出来。这才是理想的翻译。这种翻译殆不亚于创作”。石民对自己译的诗是这样表示的：“所可自信的是，各人的诗译了出来，多少还保存着各人所特有的面目，足以予读者以相当的认识。”《序言》末尾，石民画龙点睛：

昔者法国诗人缪塞有言：“我的诗并不伟大，但我是用我自己的酒杯饮酒。”年末溷迹海上，自己的酒杯几乎是废弃了。然终不能忘情于“酒”。译诗，盖是聊借“他人的酒杯”云尔。因以此五字题此小小的译诗集。

那么，就摘录P.弗尔的《天空充满了喜悦，正是愉快的五月》的前半部分来品尝一下石民如何聊借“他人的酒杯”中的“酒”。对这位法国现代诗人，他赞不绝口：

高出这藩篱上，海正在闪跃着，闪跃着如同一片螺钿。你巴不得往那里面去捉一捉鱼哩。天空充满了喜悦，正是愉快的五月。

海是柔软的，高出这藩篱上，是柔软的如同小孩的手掌。你很想抚抱它哩。天空充满了喜悦，正是愉快的五月。

在微风的灵敏的手里，有无数发光的针，活动着，将海面缝合于这藩篱。天空充满了喜悦，正是愉快的五月。……

临了有必要指出，202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汉译文学序跋集》（1932—1933）失收石民《他人的酒杯》之《序言》。

郁达夫的《南海短简》

自从新的《郁达夫全集》（2007年11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初版）和《郁达夫年谱》（李杭春、郁峻峰编著，2021年11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初版）问世以来，郁达夫的集外佚作又陆续有所发现，我也编过郁达夫《全集补》（2016年12月海豚出版社初版）。这个发现过程目前仍在继续，《南海短简》即为最新的一例。

《南海短简》1939年12月28日刊于上海《大美报·浅草》，系郁达夫致“××先生”函，先依刊出稿照录如下：

××先生：

十一月十一日信，前数日收到。我在这里实在忙不过，所以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都搁起了没有工夫做，如你寄来的大部分稿子，早已在我编的《晨星》栏于上月中登出，而剪报及转寄之事，却还不曾做到；迟几日，当一并剪下寄上。各人的稿费，已于前两星期，统统寄交宇宙风社，托陶亢德先生转交了；大约在这信到达上海之先，你们总都可以接到通知。新年又转瞬将到，希望你能为我收集些关于“这一次新年的文坛人的希望”稿寄来。

抗战势必持久，日X也已看到中国的天下三分，竭力想在游击区开发，乘欧战之际，发一笔横财，来替他们的疲怠之师。至于傀儡新政权的树立，则很不容易，因为汪某不是弗兰哥，而一时组织傀儡军团，又不易成功。假若不在华中华南尽撤X兵，则伪政权对民众又无信用，有不如无。因此种种关系，所以就是到了明年元日，傀儡亦颇不容易登台。……

弟郁达夫  十二月四日  

信末的省略是原刊编者所删。郁达夫1938年12月28日自福州抵达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繁星》。因此，一年之后写给“××先生”的这封信作于新加坡无疑。而此信刊于上海《大美报》，信中又说到“××先生”向《晨星》提供了许多稿件，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个判断。

那么，“××先生”是谁？拙见非《大美报·浅草》主编柯灵莫属。柯灵1939年2月主编上海《文汇报·世纪风》时，就与已到新加坡的郁达夫建立了联系。已知他俩首次来往信札就以《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为题，分别载1939年2月28日《星洲日报·晨星》和同年3月17日《文汇报·世纪风》（上图）。而郁达夫第二次致柯灵信，又以《海外通讯》为题，隐去收信人名，刊1939年3月29日《文汇报·世纪风》（下图）。《文汇报》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后，柯灵转入《大美报》主编副刊《浅草》，收到郁达夫这封信后，故伎重演，仍隐去收信人名，以“××先生”代之，并冠以《南海短简》之题刊于《浅草》，也就顺理成章。

此信所写，除了希望新加坡与上海文坛加强交流，还说到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对抗战前途的预测，“弗兰哥”当指1939年4月上台的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郁达夫认为“抗战势必持久”是很有见地的，整整八年的抗战史也完全证实了这点。而汪伪政权迟至1940年3月才正式粉墨登场，也证实了郁达夫“就是到了明年元日，傀儡亦颇不容易登台”的预测是有根据的。《浅草》所刊此函虽非全信，已颇为难得了。

现在已知柯灵在《世纪风》《浅草》时期一共刊发了三通郁达夫南洋来信，前两通早已编入《郁达夫全集》，唯独这通《南海短简》在发表八十四年后才重见天日。回想当年柯灵委托我查寻已发表的郁达夫致其信札，而今终于完成，真是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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