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拓片（上图），精心托裱后，悬于书房。原碑高过两米，拓片在逼仄的书房里顶天立地，压迫感隐约而至。到书房读书或写字，情不自禁要在拓片前站一会，看看篆书碑额，再读上一段碑文，耳边就会响起湘西芷江的涛声。

《段治贤墓志铭》的书丹者是沈从文，他用篆书写了碑额，署名沈岳焕，用楷书写的碑文，署名沈从文。这一年沈从文19岁，湘西人早熟，小小年纪，在生活底层和地方军队中已有历练，尽管默默无闻，心中还是有许多人生想法的。

沈从文在芷江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让我好奇的是，在芷江仅仅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写下了这块碑，为我们留下了他的书法“处女作”，至今被人称道。他不是生于凤凰县、长于凤凰县嘛，为什么来到芷江，又为什么离开芷江，一个江水环绕的地方，一个青春激荡的岁月，一定有着离奇的故事。迩来文人书法被重新提起，沈从文则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作为有着独特生活道路、独特语言形态、独特美学特征的作家，沈从文博得了读者的喜爱。当写作心态改变，转身去治文博之学，书法又焕发出别样的光芒。他的小说和散文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他的书法变得更加耀眼，引人注目。于是，他19岁书写的《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就成了文人书法的热点，也成了沈从文研究的新材料。

这些年常去湖南旅行，湘西自然是我经常进出的地方。每一次去凤凰，都会去中营街沈从文旧居参观，1902年沈从文就是在这个小院里出生的；我也会去沱江边沈从文墓地谒拜。1988年5月10日，他在北京辞世，归葬他的凤凰老家，长眠于沱江岸边。在沈从文墓地，我凝视黄永玉所书、并刻在一块山石上的语句“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要回到故乡”，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年少的沈从文在军营中的挣扎，在焦虑中的期待，在无望中的希望。

到芷江，就是他艰难的选择。

湘西多山，道路崎岖，经济萧条，对年轻人而言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想要出人头地，一是考试升学，一是当兵拼杀。前者需要优良的学业，后者离不开勇敢和运气。沈从文是在14岁那年去辰州当兵的。沈从文学业不成，勇敢、运气有余，军队给了他特殊的机会，也给了他求知求学的动力。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他担任司书，与司令部秘书官往来密切，他在姓文的朋友处看到了《词源》，与一同工作的人合订了一份《申报》，山外的世界在他的心中逐渐有了模样。当司书，需要一手好字，尽管他在小学课堂上坐不住，却愿意写字，就是因为这手字，他才会在军队机关担任抄抄写写的工作。不过，有了一点自己的时间，他就会在房间里习字。1919年8月，沈从文所在的“湘西联合政府”的“靖国联军”去四川作战，全军覆没。他作为留守人员自然被遣散，回到凤凰老家。不巧的是，家里一样惨淡，父亲不知去了哪里，妈妈唉声叹气，沈从文也只能在家里读书写字，生存有了危机。妈妈与他商议，把家里的房子卖掉，去芷江投奔堂舅黄巨川。沈从文只能同意。黄巨川是芷江警察所的所长，让沈从文在警察所当了办事员，勉强糊口。沈从文一家与熊希龄一家也沾亲带故，他常去熊公馆看书，于是，就认识了芷江名流邓其鉴。沈从文文质彬彬，有一定的旧学功底，邓其鉴就把沈从文收为书法徒弟。沈从文写字，是自学，靠悟性，邓其鉴是他平生所拜的第一位老师。邓其鉴是旧式文人，谙熟诗词曲赋，对书法的认知高人一筹。在邓其鉴的指导下，沈从文的笔墨更趋整饬、圆融。这一时期的人事交往和书法训练，为他书写《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创造了社会条件，打下了艺术基础。

段治贤是何许人也，沈从文为什么会为他书写墓志铭？其中的故事曲折而离奇。

沈从文在辰州“靖国联军”当司书期间，芷江发生了一件事，时任芷江警备队队长的段治贤在率军清剿土匪的过程中，于芷江县西乡杨公庙地段遭遇土匪袭击，段治贤在战斗中牺牲。据史料记载，段治贤是湘西黔阳人，在武昌参加了革命军起义，因在战场上表现出色，提升为连长。湘西匪患严重，他被熊希龄推荐担任了芷江县警备队队长，开始围剿土匪。沈从文在辰州当兵，目睹过清乡剿匪的过程，看过数百人的人头落地。他对湘西匪情和剿匪的得失有深入的了解。段治贤在剿匪的路上倒下了，匪情没有得到遏止。因此，人们怀念段治贤，在他牺牲两年后的时间里，提议为他树碑立传。民意不能违，芷江县政府支持，交给县警察所办理。撰写碑文，书写碑文，是文人的分内事，自然由邓其鉴和沈从文承担。饱读诗书的邓其鉴历时数周定稿，沈从文反复阅读碑文，领会文章题旨，书写数幅，最后选取其一勒刻上石。

不久，《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出现在段治贤的墓地，悼念他的花束、供果什么的，时常摆放在墓志铭前。1938年芷江修建机场，段治贤的墓地迁移到其他地方，这块碑下落不明。斗转星移，时代更迭，人们忘记了段治贤，自然也不会记得邓其鉴撰文、沈从文书丹的这块墓志铭。

1922年，沈从文离开了芷江，先到常德，后到保靖，在陈渠珍的队伍里谋生。对沈从文而言，这段经历非常重要，他接触到一些进步报刊，开始阅读《新潮》《改造》《创造周刊》，并尝试写白话文文章。他帮助陈渠珍整理收藏品，对古代瓷器、陶器、铜器，金石书画、古籍等，有了系统的了解和专业的判断。眼界打开了，不再满足湘西的日子，1923年，他前往北京，开始自己新的人生旅程，成为名闻中外的著名作家、学者、书法家。

沈从文没有提到过他在19岁时所写的《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或许他觉得19岁时的笔墨幼稚，不值一提，或许，他在外面的世界漂泊，遗忘了一些往事。然而，湘西一直记得沈从文，他的一举一动，被家乡人看在了眼里，并引以为自豪。二十世纪60年代，芷江史村的一户人家知道沈从文已是声名远扬的人，看到被遗弃的段治贤墓志铭，便搬到家中收藏起来。1985年6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段治贤墓志铭》浮出水面，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名副其实。

《段治贤墓志铭》的碑文记载了民国初年的芷江史实，保留了一代文豪沈从文青年时代的书法，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六年前，我从湘西首府吉首往芷江访碑，去考察段治贤墓志铭，试图找到沈从文书法的源头和血脉。芷江县重视沈从文在芷江的生活经历，修建了沈从文旧居陈列馆，也把这块碑刻保存起来。我是在芷江文庙看到段治贤墓志铭的，高二米多，宽一米余，是普通的青石。墓志铭勒刻的时间不到一百年，尚属年轻，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整体形质完好，字口十分清晰，一字字读下去，没有丝毫障碍。这是沈从文的书法“处女作”，是他文学写作之前的才艺呈现。在芷江时，沈从文还没有文学写作的想法，读书、写字，是为稻粱谋的。接触新文学，尝试写白话文，是到了保靖之后，受到长沙来保靖工作的一位印刷工人的影响，始有所悟，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的“野心”突然“膨胀”了。于是，他远走他乡，取得了惊人的文学业绩。

一直留心沈从文的书法，见到他的书法“处女作”尤为亢奋。碑额“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15个字是大篆，笔力沉雄，结字厚朴，古意盎然。邓其鉴撰写的641个字的碑文，平铺直叙，朗朗上口，与沈从文的楷书十分契合。沈从文不喜欢课堂教育，总是一个人琢磨着自己喜爱的事情，写字就是一个例子。他去辰州当兵，就有一手工稳的好字了。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写道：“我到了这个地方，因为勉强可以写几个字，那时填造枪械表正需要一些写字的人，有机会把生活改变了一个方式，因此在那领饷清册上，我便成为上士司书了。”也是在《从文自传》里写道：“就在这一类隐隐约约的刺激下，我有时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纸裱糊的桌面上，发愤去写细字，一写便是半天。”似乎这一切，都是为日后去芷江书写这块墓志铭做准备。那时，沈从文只是想写好字，有关书法的深层次问题并不了解。是到了芷江后，得到邓其鉴的点拨，才豁然开朗，开始了一段系统临帖的过程。邓其鉴让他临晋唐楷书，沈从文便浸淫王羲之的楷书《曹娥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沈从文悟性极高，能够举一反三，数月时间，极大提升了自己的楷书笔法和结字能力。同时，他在楷书中借用行书笔意，波折灵动，线条飞扬，产生了极大的抒情性。黄苗子看见过《段治贤墓志铭》的拓片，感慨地说，看来书法天才还是有的。

沈从文在芷江留下《段治贤墓志铭》后，就去了保靖。在新的生存环境中，依然临池不辍。在《从文自传》他写道：“我得临帖，我那时也就觉得世界上最使人敬仰的是王羲之。我常常看报，原只注意有正书局的广告，把一点点薪水聚集下来，谨谨慎慎藏到袜子里，或鞋底里，汗衣也不作兴有两件，但五个月我居然买了十七元钱的字帖。”沈从文津津乐道的财产就是“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本《李义山诗集》”。

写了《段治贤墓志铭》后，沈从文对自己的书法有了新的要求，他的眼光不断聚焦书法史中的杰出作品，有选择地临写，满意之作，就会贴在自己办公室的墙壁上。有一天，他把“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八个字的字条贴在墙上，一个人对着这八个字若有所思地看着。这八个字有玄机，藏着沈从文的书法理想。钟王，就是钟繇和王羲之，曾李，就是彼时依然健在、并在书坛赫赫有名的曾熙和李瑞清，死去的，活着的，都成了23岁的沈从文想要超越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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