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书刘禹锡竹枝词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刘禹锡入朝廷供职，与韩愈、柳宗元同在御史台任监察御史，三人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当时该部门人才济济，但一生爱才的韩愈却特别欣赏柳宗元与刘禹锡，曾有诗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也正因为有这份情谊，所以柳宗元、韩愈相继去世后，刘禹锡都写有祭文。在写了《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之后，又为韩愈写了《祭韩吏部文》。在该文中，他一方面盛赞了韩愈的散文成就，充分肯定了他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同时也追忆了韩愈生前曾对他的启发：“昔遇夫子，聪明勤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但另一方面又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

刘后面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韩愈为文，所擅长者在“笔”；而我刘禹锡为文，所擅长者在“论”。对于这种说法，宋人王应麟并不认可，他在《困学纪闻》中说：“刘梦得文不及诗，《祭韩退之文》乃谓‘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意为无论“在笔”、“在论”，刘之散文，终在韩文之下。对此，笔者却有另一番看法。

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云：“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唐代诗体众多，既然连杜甫也不能“诸体兼善”，何况他人？更妙的是，接下来沈还特意将韩、刘二人的诗作了比较：“刘宾客不工古诗，韩吏部不专近体。”指出了二人诗歌各自的短板。同样的，唐代文体亦多，韩、刘文在唐代均属“大家名家”，若从诗体移之于文体，二人恐怕也很难“诸体兼善”，而应是各有长短。在探讨韩、刘的“笔”和“论”时，我们也不妨将韩、刘散文地位和所擅长的文体作一简要比较，那么刘之“子长在笔，予长在论”的说法是否客观，自可清晰呈现。

唐代古文运动的大将李翱曾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在李翱看来，当年韩愈提倡古文，主盟文坛，同时能排上号的人物，也仅有柳宗元和刘禹锡罢了。其余如白居易、元稹之流，文章甚多，连号也排不上。即使从李翱的这番话中，也可看出柳宗元、刘禹锡都是当时仅次于韩愈的散文家。能与韩较劲的，也惟有柳、刘。

毫无疑问，韩愈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散文大家。在他之前，像他这样能卓有成效地驾驭各种文体，并在许多文体中都能出彩，取得亮丽成就的散文家很是少见。但其中影响最大的，仍是碑铭墓志，也是其润笔的主要财源。他是唐代写墓志铭的第一高手，许多人都慕其名而请他来写墓志铭，其所撰《柳子厚墓志铭》成为千古名文。明吴讷《文章辩体序说》中说：“墓志……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刘禹锡虽然也写过不少碑铭墓志，但与韩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墓志碑铭，韩愈所擅长的文体尚有议论杂说、记传、赠序一类的散文。对于其《送孟东野序》这类序文和《张中丞传后叙》这类记传文，文体属性明确，古今已达共识。唯独韩愈的《师说》《杂说》一类的文章，影响很大，但在文体属性和概念认识上却有变化。尽管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把韩愈的《师说》《杂说》与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并列，都归于“论辩集”，但在千年以前的唐代，韩之《师说》《杂说》与贾之《过秦论》、柳之《封建论》还是大有不同的。刘禹锡的“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正好说出了个中玄机和二者区别。

刘禹锡作为当时仅次于“韩柳”的散文家，他的话当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不能随意视作无稽之谈。况且又是拿他自己与韩愈的文章作比，肯定得掂量掂量，三思而行，小心下笔。若措辞不当，或稍有不慎，难免授人话柄。再说，他在后面还有“时惟子厚，窜言其间”，也就是说，他与韩文各有所长之比较，是有特指的。

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曾写《天说》一文，与韩愈有过关于“天”的讨论，刘禹锡虽认同柳的观点，但仍觉不足，于是写了《天论》上、中、下三篇，对柳说加以补充，文章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所以，刘之所谓“时惟子厚，窜言其间”，就是指柳写《天说》，与韩探讨“天”之学说一事。而“予长在论”，便是指自己所写的《天论》三篇。至于“子长在笔”，显然是指韩愈撰写的《师说》《杂说》一类的文章。

尽管刘禹锡也写过不少“笔”，如《名子说》《观博》《魏生兵要述》《说骥》等，但成就洵不如韩，只得甘拜下风，以为韩愈“长在笔”。就连同代人赵璘《因话录》也说：“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可见，韩之“笔”当时就有美誉，可与刘说相印证。

不过，尽管韩愈长于“笔”，但像《杂说》一、四这样的百字文，若与刘之《天论》这种两千多字的长篇大论比起来，无论从篇幅、规模、系统性上来说，都有明显差距，难以相提并论。只有柳宗元的《封建论》可以与之相匹敌。虽然韩也写过《原道》《原毁》等千字文，但与《天论》《封建论》仍有不同，故刘自称“予长在论”，也并非如王应麟所说的“可笑不自量”，而是有其自身的理由的。

对此，前辈学人瞿蜕园曾有过十分中肯的评析，他说：“六朝以来，谓单行之文为笔，笔与文对举，此言韩之工为古文无异词也。然韩持论多不坚卓，若与剖析名理，则韩将词穷，不能敌刘、柳也。”瞿既说明了六朝至中唐“笔与文的对举”，韩笔与刘论的不同，又指出了在“论”的领域，韩是不如刘、柳的，并认为王应麟“似未细读刘集者”，故可笑的不是刘而正是王自己。

今观韩愈文集，洋洋洒洒，文体众多，名篇迭出，光彩照人，然像刘禹锡之《天论》、柳宗元之《封建论》这种论证严密、结构宏阔的长篇大论，还的确难以找见。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凡七十四卷，以“论辩类”为第一，他在《序目》中对韩、柳进行了比较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论辩类者，原于古之诸子……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他的意思是：柳宗元的文才，也是长于“论”，甚至可以把论辩类文章写到极致，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充分发挥。姚鼐此处推崇柳宗元之“论”而不推许韩愈，正进一步证明了刘禹锡所说的“子长在笔，予长在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平心而论，自贾谊撰《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像这种以论为主的“西汉宏文”，自魏晋至中唐之际，能继其后而嗣响者，确实寥寥无几，恐怕也只有柳宗元的《封建论》、刘禹锡的《天论》数篇而已。由是观之，“子长在笔，予长在论”，固然有刘心高气傲，不肯服韩的性格在内，却也是一个客观事实。自白居易、王应麟以来，多以为刘禹锡“文不及诗”，而自视甚高的刘，却偏偏在写《祭韩吏部文》时，借题发挥，强调了自己在散文方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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