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曾说：“我的办公室对门是洗手间，朋友们封我为‘文史馆长’。‘文’者，‘闻’也。我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客人陪闻，我很抱歉……有一天，真的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老人家居然登高（五楼，没电梯），赠我一书一画。我从不敢跟人讨字画（王世襄、郁风除外），更不敢向启老讨，看他吃力的样子，我不知说什么好。”通过此段话，可以看出他与王世襄和启功的朋友关系。

启功（1912-2005），字元白，满族，北京市人，清代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他是中国当代书画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王世襄（1914—2009），字畅安，原籍福建福州，生于北京。文物专家、学者、收藏家。这两位都堪称奇人。启功的书法在市场上曾经卖到好几万元一尺，但他本人并不贪钱，范用找他为一些商家或城市公共设施题名，他坚决不要回报。王世襄一生好玩，养鸽子、鹰，玩蝈蝈、蟋蟀，溜獾狗，收藏明清家具，而且是美食家，他做的红烧大葱，那叫一个绝！去范用家做饭，所有家伙事和调料都要自己带——可是他玩，却玩出了学问，一些别人不研究的学问，自成一家，名满天下。范用太爱这二老了，潜移默化，趣味日近。比如喜欢书画，尤其是文人画、文人字；再如能烧几个好菜，吃食不讲豪奢排场，但讲究品位……

启功给范用的手札

夏衍曾说：“范用哪里是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范用说：“我交朋友，还是为了出书。”在范用这里，再好的朋友，最后还都是落在书上。他希望两位老先生都能把自己多年写作的文章集中起来出书。没想到第一本却是王世襄的《北京鸽哨》。先是，1988年2月，王世襄给三联书店写信：

拙稿《北京鸽哨》遵嘱已全部重抄，改成简体字。对其出版，本人无任何要求，只希望今年8月间应香港大学之邀，前往讲学，可以有少量样书，分赠友好。字数甚少，图尽黑白，想可办到。书签印章及《鸽铃赋》标点，如能套红，则感甚。

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亲自做责任编辑，并签署意见：

早点安排，但非急件。年内出最好；

版式大方点；

此稿提前看一下，等我回来即签发。（不要找作者，有问题等我解决。）

沈昌文同时给范用一封信：

范用同志：

王世襄专程找我，谈《鸽哨》事。谓此书只求快出，次求印装质量。他8月去港，一定要带去。附上给“三联”公函一件。若然，可否用小32开平装，文排五宋，横排，即交双桥印刷厂排印，否则恐要误事。如直排，如文排五仿，繁体，怕都来不及。如胶印，照排，怕又因篇幅太少，印数也少，而且成本太高。只是王要求书前后题签等要双色套印，是应照办的。王向我恳切说明，时间因素是第一的。他怕搞得精益求精，使他未能带出去，影响使用。你看怎么办好？

范用在信的下方签意见说：“既然如此，就请按你们的要求办，我就不设计了，免得难办。我原想设计成一本别致、文雅一点的书。”

可是不知为何，这部稿子1989年9月才出书。

1993年8月21日，范用给苑兴华写了一封信：

我一直希望出版一部王世襄文集（选那些可读性很强的文章，如谈鸽哨、秋虫、葫芦、竹刻之类），哪一个出版社出都可以，三联出，更是我所希望的。我不断做催生工作，总算说动了王先生，所以我曾经首先写信给您，现在才知道此信未能转到，不知丢失在哪里了。

两个月前，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表示非常愿意出这部书，甚至不惜成本，亏本也出。近日此事起了变化，王先生……怎么也不愿给人民出了（此事董秀玉知道）。在此情况下，我又想到何不仍由三联来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可以垂之久远。可以用与港台（出版社）合作的办法出版，我想港台一定有出版社愿意与三联合作，此事董经理很容易办到。

目前王先生正在编这部书，我仍然以一个局外人催生。请你们研究一下。如三联无意，我再介绍到别的出版社去（深圳有一出版社愿出）。

几天后，苑兴华写了一份选题报告，报告中说：“范用同志几次提及王世襄文集事。我认为这本书有情趣，有格调，可保留国粹使之‘垂之久远’。我意可以接受下来（据老宁讲，王先生即将编就）。如能从港台找到合作者则更好。如有此意向，我去王先生处进一步洽谈，有关篇目、字数。附：范用信二纸。”董秀玉即日批复：“拟同意选题。”

编辑过程中，范用又几次给苑兴华写信。其一曰：

王世襄先生来电话，说他的文集即将付印。出版这部文集，是他的一件大事，一生留下的唯一有点用处的东西都在这里了。希望印得讲究一点。

我告诉他，早在廿年前，我就有一个意愿由三联出版一部王世襄文集（还有一部启功文集）。现在我退休了，能看到得能实现，感到欣慰。

我想三联也会重视它的印制质量。当然要印得十分讲究，也有困难。如果能和港台合作在外面印一印，那就不成问题了。

我特转达他的意见，以及我的想法。请在研究工作时向董秀玉经理汇报一下，如有可能，也望就此事与王世襄先生商量一下，听听他的意见。

我有一次请他问问启功先生，可否也编一部文集（交三联或别处出版都可以）。

董秀玉在信上签了意见：合约签订后我们即商定用料等问题。

完全没想到，这部书前后用了整整六年多才得以出版，成就了一部煌煌巨制：《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全三卷），1999年8月出版，二十开。第一卷四百七十四页，第二卷四百七十五页～八百一十六页，第三卷四十页。一、二卷横排；三卷竖排，手书。分平装精装两种。一、二卷收集了王世襄八十岁以前所写的大部分文章，计一百零五篇，编为：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共有线图二百三十四幅（夫人袁荃猷手绘），黑白图四百二十四幅、彩图二百五十五幅。第三卷选收王世襄历年所作的诗词一百二十首，由他和夫人手书影印。

《锦灰堆》出版后获得极大好评，奠定了王世襄作为中国国学一方重镇的地位。其间范用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其后十年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锦灰二堆》《锦灰三堆》《锦灰不成堆》等一系列著作。在他去世那年还出版了王世襄文章选本《京华忆往》，首印一万册，一个月内销完。

1993年11月28日，启功给范用写了一封信：

范老：

手教敬悉，“鞍山钻石城”亟写出求教！我公挚友，何敢以世俗手续奉干？只问合格否耳。《启功絮语》正在印刷中，上海《文汇报》当未见。全书即将出版，序言不忙着看。王公畅安转来我公厚意，但拙作杂文不多，亦未专事收集。今后谨当开始剪存，待够一册，先行求教！能否值得出版，殊不敢自信也！

1994年2月21日，范用致信苑兴华：

我想再推荐出版一本《启功文集》。启老写有不少篇文史杂文，发表在报刊，序跋分印在各本文集，似可建议启老搜集印一本集子，可与王世襄文集并列为三联长销书目。

请与有关领导一议。我手头有一些书刊可以供参考，如需要，请来取。我曾向启老提出，他很谦虚，说以后再说。我觉得现在就应当办。

董秀玉看了范用的信，明确提出：“这类专家都是国宝，他们的书应列入我们的选题。可去要来资料选编，并去拜访。”

其实早在1986年，范用就有出版启功的另一本书《论书绝句》的想法。这书先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地版已交山东齐鲁书社，经范用与齐鲁书社“恳商”才改交三联书店。范用认为，启功为中国一大家，三联书目中应当有一本他的著作。但考虑到当时正值三联恢复独立建制，资力有限，而发行渠道尚未通畅，又拖了一年才正式提出选题。范用在选题报告中写道：

本书……来稿已两年多，收录著者历来评论书学的七言绝句一百首，每首绝句后另有短评，纵论历代书法名家及书法名迹；或评名家之得失，或论书迹传本的优劣真伪，词简而意赅，见解每有独到处。不仅是有关书学的绝句和评论，且可视为小品文佳作。启老文字有特点，人所称道。

请董、沈、戴、倪阅

董秀玉认为：今年的条件可以印一些这样的书了，赞成搞。沈昌文、戴文葆、倪子明都签字同意。得到确切消息后，范用立即给启功写了一封信，信中丝毫没有流露自己为这个选题所做的工作，反而像局外人一样说：“《论书绝句》脱销已久，近从三联书店得悉，将重印出版，并且设计新的版式，印得更讲究些。”作为本书设计者，他向启功提出封面设计和内页都需用原稿手迹。启功回信说：

拙著蒙亲自设计，实为厚幸，亦弥增惶悚。

所设计各端，悉遵硕划……至于拙著手稿，原本已归港上友人，印本中者俱用照片。其印片前曾以一份奉上，今既不存，北师大只存印片一份……又想到如只用数首，是否可由功另写做起草之样，字稍行草，略加修改，做假草稿，虽未免欺人，亦可避免雷同，而稍见别致，不知高明以为如何？

这一段文坛佳话亦可看到启功之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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