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呈欣《放学路上》（中国画）

中考要考音乐和美术，据说已成定局。现在凡对一科目表示看重，标志就是动用考试这法器倒逼学科发展。这也算时代特色了。上个世纪，即使上溯到解放前，升高中曾考过音乐美术吗？是一直不重视美育，还是另有缘故？

窃以为这两科的水平实难用考试衡量，与上高中的资格挂钩也不甚妥当。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歌一首也唱不明白（五音不全），但其他各科优秀，你能说她念不好高中吗？孩子们的爱好和天赋相差甚远，老天降人才既不拘一格，凡间选拔人才又何必这么面面俱到呢？

这让我想起自己经历的美育（我1951年上小学，1960年初中毕业，高中就没有音乐美术课了），同时也想念起我的老师们来了。

我的第一位音乐先生姓陈，是才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年轻姑娘。圆圆的苹果脸，亮眼睛，人挺苗条，常穿一件嫩绿的毛衣。她走进音乐教室，微笑着，宛如春天本人走了进来。她教我们画五线谱里的“蜗牛”符号、“蝌蚪”符号，画着玩儿而已，不测验。跟着她的琴声唱哆来咪发嗦，也是玩。更快活的是跟着她大声唱：“快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林穿上绿衣！”或者“驴子走进树林里，要跟布谷比本领”。那是1951年的一年级，不记得有没有正规的音乐课本。这些歌保存在我记忆里，至今仍能完整唱出来。她教的时间不长，后来的音乐老师，反倒不记得了。

小学的美术先生是个半大老头，我们知道他叫王成，还是有一天看到教研室黑板上写着“王成有事，请假半日”，小孩们大约觉得这话有趣，念叨来念叨去，就记住了。他也会讲些知识，近大远小啊、三原色啊，但他最有成效的，也是让我们最感兴趣的教学方式，是布置美术日记。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每天必须画点东西，画就行，画不好也不要紧。一间房子，一只鸟，一颗糖，一顶帽子，一棵树……随便。我画的经常是格林童话人物和小猫小狗之类，我同桌的日记，连同课本空白处，则每每画着各种青蛙，蹲的、跳的、捉虫的，再不就是戴着高加索皮帽子的苏联英雄夏伯阳，就这两样。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国画家，曾送给我们班一张北海公园春游的画，一直挂在教室后墙的正中，甚受全班同学景仰。多年后在报上读到过一篇关于我同桌的报道，称他为“部队小画家”。王先生的教法我曾用于教女儿，一个暑假就画了一本，她喜欢画动物植物，长大学生物，画的植物图甚得老师赞许。

升入初中我可遇到了名师了。我的音乐先生米黎明，个子不高，宽胖身材，“共鸣器”长得很好，据说是北京“四大名唱”之一。她是女高音，歌声辽阔舒畅，听起来会想到电影里波浪起伏的海面。她在音乐教室练唱，隔着一个大操场听，耳朵还有震感。

那时候我们学的歌，多是热血沸腾的抗日歌曲，和歌颂祖国新面貌的爱国歌曲。她给我们听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凄婉的《黄水谣》，高亢有力的《黄河船夫曲》，把全班分成两半唱《河边对口曲》，四部轮唱《保卫黄河》。米先生教唱歌从来就不用讲解，一首歌的情感该怎样表现，全在她歌声里。犹记初三毕业测验，唱的是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我们是怎样努力挺起经济困难时期发育缓慢的小胸脯，学着敬爱的米先生，尽量豪迈地唱出：“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又是如何效仿她那样深情和激动地（微微晃着头）唱出：“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只是米先生的普通学生。她教我们那几年，曾辅导两个高中师姐进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和她一样唱美声，另一个却是唱民歌的，考试时唱的是陕北民歌《绣金匾》。

米先生的音乐课最神奇之处是我很多年以后才体会到的。我快70岁的时候，家里为外孙买了一架电子钢琴。那天我来了新鲜劲儿，坐在那儿把想起来的歌儿按了一首又一首。女婿诧异道：妈妈你不用看谱子吗？我说，会唱的歌儿当然就会谱子呀。他大为惊讶：妈妈你神了！我弹吉他必须得先记谱！歌手大赛时好多唱得很棒的选手都不会听谱！我这才知道，米先生教了我们一个大本事。一开始上她的音乐课，我们就跟琴唱乐句，从各个声调的“啊——”到唱谱，逐渐学会了把比较长的乐段按高低长短用音符记在纸上，并标出是2/4拍、3/4拍或4/4、6/8拍。最后，初三毕业时，米先生要求我们找一首歌谣，自己配个曲子交给她看——这不就是作曲吗？不止我学会了，我们全班都学会了。

后来我教中学，这本事还派上了用场：虽然是语文老师，在长白山的矿山中学，我也能很轻松地教学校宣传队的孩子们唱新歌，用老歌填新词，甚至还自己作词作曲给他们写过好几首歌，有一首朝鲜族风格的“泉水甜，林海宽，我爱祖国的长白山……”颇受欢迎，校际文艺汇演之后，还经常听见学生们唱呢。

“不是我‘神’，”我说，“是我的米先生神！”

但是除了结课测试，我们升高中并不考音乐。

教我初中美术的樊先生同样不是“凡品”，她是工笔花鸟画大师于非闇的关门弟子。她也按教材教西洋画法（石膏模型，人物头像这些），但最有趣的莫过于让我们跟着她在校园里写生，画墙根下的玉簪花和花圃里的玫瑰。樊先生告诉我们怎样用水彩颜料表现花瓣饱满的水分，着色时怎样用水逼真地刻画花瓣颜色的深浅变化，为什么要保留着色的笔痕……她还教过我们用复色技法画桃花，毛笔先吸饱浓艳的粉色，再吸入少量清水稀释为浅粉，最后笔尖点上白色，在用铅笔轻轻勾了轮廓的花朵上，将白色对着花心，毛笔往下坐一下，由白而艳粉的一个花瓣就出来了，转圈画完，就是一朵（没骨的）桃花，很是生动。我当时热衷于学画，被选为美术科代表，梦想考中央美院附中，经常守在樊先生办公桌旁，看她怎样在上过矾的熟宣纸上用双钩法——淡墨画轮廓，着色后用浓墨或浓颜色在淡墨上再钩一道轮廓——画工笔花卉，怎样在荷叶上画出透明的并且像是凸起欲流的露珠，又怎样用浓稠的颜料点出那些似乎是颤巍巍的花蕊，临摹叶浅予先生的舞蹈速写后，怎样改成工笔画，画出舞蹈的女孩身上的轻盈的衣裙和飘带，点出她们亮晶晶的眼睛……那时候，我常在课间休息时俯在课桌上画画，还曾经像个美术专科生那样，背着画夹到学校附近的北海公园去写生。初中毕业时同学们送我的照片后面，许多都写着“送给我们班的小画家”。但是因为素描石膏像画砸了，我没考上美院附中，梦想就此中断。不过后来在中学教书和在公社文化站当站长，我都能为板报配上不错的插画和报头。学校美术老师缺人时，我还教过一个学期的初中美术。当我把自己从小人书上放大的杨子荣打虎上山钉在黑板上给学生示范时，学生们曾用极其热烈的掌声为我点赞。就是教中学语文，讲到朱自清散文《绿》，我也能用彩色粉笔和学生一起画出作家游览梅雨潭时位置和视点的变化。

同样，我们初中毕业的美术成绩与高中录取没有任何关系。

当我回忆我这几位美育老师时，深感曾跟着他们学习是多么幸运。这幸运不仅在于当时的快乐，也不仅在于后来工作中，我曾用他们教的东西给学生带去帮助和快乐，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的执著搔到我心中痒处，触动了我对美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触动无法用分数评判，却比一切知识技能更重要也更持久。或许可以说，美育的关键就在于这个“触动”。

追溯前面的话题，感想有二：

一是对考试能倒逼出什么样的美育发展有些担忧。如果初中毕业的孩子们背会了乐理和美术基础知识，能唱课本上的歌，画课本规定的石膏球、多面体和头像，却不能从美育老师那里得到使他们兴奋，甚至沉醉其中的触动，或者让应试分走了美育老师们本应用于触动和点拨学生的精力，会不会得不偿失？

二是真正重视美育教育，就该聚焦于给孩子培养和挑选懂得美、有感染力、能帮助孩子们与美共鸣的高质量美育老师，让他们有尽情感受美和被美触动的幸运。无论他们后来做什么，哪怕他们五音不全或色盲，被美浸润心灵的感动都会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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