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13-2002）

我最初编报纸副刊时，没有什么经验。偶读到孙犁写过的关于编辑的心得，像得到了一次函授，明白了一些道理。我周围的新老朋友中，喜欢孙犁的有很多，如姜德明、卫建民，长年与先生通信，已经成了文坛佳话。经常给我们副刊写文章的刘绍棠、从维熙就是得到孙犁的帮助而成长起来的。有时候，从他们的文字间，感受到孙犁的影子，关于这位老作家的故事，也知道了许多。

孙犁去世后，我曾到天津拜访过他的儿子，希望将先生的藏书捐到鲁迅博物馆。我那时候已经调到博物馆，因为知道孙犁的书多是按照鲁迅书账目录购买的，且还有《书衣文录》在，是有很高的文物价值的。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来我调入大学工作，此事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也不知道先生的藏品目录，现在整理出来了没有。

这些年间，有不少人在梳理孙犁的史料，说明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被许多人所学习、研究。他的书和别人不太一样，读过几句，心就会静起来，像一片安宁的湖。这样的时候，也想写一点读后感之类的文字，却因为一手的文献有限，许多题目不敢去碰。有的作家，读其文已经知道大半，没有想去深入了解的欲望，孙犁却不是这样，读其文，想见其人，有寻觅与文字相关的什物的冲动。我想，大凡喜读其作品的人，多少也有类似的感觉。

孙犁生前，身边有一些青年朋友，彼此的交往，都很纯粹。看他们的通信，没有什么套话，都是推心置腹之言。他的性格有点孤僻，在外人看来，接近起来并不容易。但读到一些友人的回忆录，发现他是一个很可亲的老人，在世情面前，泾渭分明。有时候看似有点偏执，内心其实有一盆火。不近情理的人有时最通情理的，格局虽然受到影响，而思想是深的。

最近一个时期，研究孙犁的书，许多是他生前的小友所著。段华的《孙犁年谱》，宋曙光主编的“我与孙犁”丛书，都是不可多得的出版物。当年的小友，多已经进入老年，所忆所感，在斑斓的画面外，不乏沧桑之感。这些人都与孙犁有笔墨之交，有的是同事，有的为读者，有的则是他的作品的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我与孙犁”丛书收有五位作者的书：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清风犁破三千纸》、宋曙光《忆前辈孙犁》、冉淮舟《欣慰的回顾》、卫建民《耕堂闻见集》，提供了认识先生的一手资料。一个作家离开世间二十多年，还有如此多的人怀之、念之，说明了有一种引力在，这引力穿过了时空，吸引了数代人。孙犁没有汪曾祺那么悠然，也无张中行那样哲思气，但他的冷峻和忧郁里的悟性，成就了另一种风格的诗文，与同代人不同的是，保持了战士的本色。这种独特性，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

读孙犁书信与他的一些小友的回忆文字，旧影历历在目，觉得先生是一面镜子。对照它，便看出人性的深浅来。肖复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与孙犁通信，所涉时风、创作、学问诸事，都语带真意，所言所感，颇有古风。肖复兴说他与柳宗元有几分相近，是有些道理的。柳宗元比韩愈的可爱，是能从细处体味生命，不必装腔作势，徒作空泛文章。而那时候的文坛，充塞浮躁之音，争名于朝，渔利在市，如今思来，彼时显赫的存在，多已经灰飞烟灭，几无踪影。倒是在文坛边上的孙犁的片言只语，还被人记着。我在他与卫建民的通信里，也看到心绪的浩茫之状，他谈历史，言读书，都是冷视角，又不以导师自居，在什么地方令人想起鲁迅与青年的交往的情形，真真是清风朗月一般。

我们说孙犁是一面镜子，还因为对于工作的执着。宋曙光回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历史，能够感到他的用心和智慧。先生办报，有一股文气，但又非旧式京派副刊的绅士气味，而是流动着泥土气的。他熟读鲁迅，也由此接触野史笔记，偶也浏览域外作品，便知道一个报人要输送什么，拒绝什么。既聚焦时代，又回望历史，于是版面上常有率性之文，博雅之音。五十年代，就扶植了一批新人，七十年代末，重办文艺周刊时，策划选题，介绍作者，都看出不寻常的眼光。他对于新潮的东西有时候不以为然，从谢大光、冉淮舟等人的文字里，知道在文坛风雨中，一个真人的风骨。在功利主义泛滥的时期，文艺周刊保持了一股安静之气，实属难得。我觉得对于八十年代前后的报纸副刊，应做一点系统梳理，这期间，天津日报副刊的分量，是不可忽视的。

与孙犁一同从旧社会走来的一些作家，后来多只是定格在往岁的经纬中，不再进步了，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生长。因为厌倦于单一思维，便从前人那里受到启示，在古今中外的诗文里寻找思想之光。于旧书中浸泡久了，落笔也染有苍凉之气，句子简约，驳杂多趣，郁然有彩。辞章里的思想的维度增多，也知道身边流行的东西，多为泡沫，不过是过眼烟云。他与小友们交流，坦言己身的感受，不以人爱之而爱之，弗因世苦之而苦之。笑看沧海，独立滩头，可谓是风雨难动的有定力的人。

由此，他也成了文坛少见的寻路者。但这寻路，不是追风，而是以退为进，生命哲学里有许多逆世的东西。比如辞章方面，同代人是以新为荣，而他则回到传统的文脉里。六朝的短札，唐人的散论，宋人的笔记，都在笔端有所折射。得颜之推《颜氏家训》之味，有白居易《与元九书》之音，陆龟蒙《野庙碑》式的小品和罗隐的《英雄之言》风格，也是有的。这些文体有别，指向不一，虽不及周氏兄弟通透，而灵思灿然。古人气脉，在他那里渐成新调，能写意，多素描，善议论，词语在流转中百态顿显。此类本领，新文学家多已丧失。采撷古人异彩的时候，也剔去了士大夫气，其短篇之作反而有了新鲜的味道。

《文心雕龙》说一个人的文章好，其中一个原因是“神居胸臆”。这“神”当包括神思、神理、神采吧。它们有时散在别处，在静默中方可得之。西洋人有一种修炼叫“神操”，乃提升自我心灵功课。一般是在省察、默想、默观中进行。中国人多没有宗教观，而像曹雪芹、鲁迅等人的文字有几分这类的神气，他们勘破俗界，由明见暗，精神是高远的。细想一下，孙犁亦略带此风，他在喧闹的世间，辟出一块无声的园地，让飞动的思绪起舞着。文字仿佛冬夜的微火，引人到有光亮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常人不及的境界，大凡有此境界者，则物我两忘，似乎是一箭远逝，“离离如星辰之行”。我们追之而难及之，唯有体味、感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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