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去游泳的舟山五步岭水库

从小对文学有些朴素的爱好，虽然这也有可能是我那一向算是不错的语文成绩的“误导”，以至于高考时还曾想报考文史类——是我的父亲那一年给我高中的教导主任写了一封信，愣是把我从全校唯一的文科班重新投送到了理科班。虽然如此，即使到了高中阶段，我于文学的素养委实是贫乏到可怜的。唐诗宋词背得不多不说，这种匮乏的主要表现还在于我几乎自小就没有念过什么文学名著。但是回溯起来，倒是我阴差阳错地读过的几部当代小说在生命的青春期给予了自己在别处难以得到或许也无法取代的精神滋养，这种情形甚至一直持续到我的大学时代。

记得是刚上初中时，一次我偶然从邻村一位郦姓的同学那里看到一册已经被翻得很旧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忘记了当晚是住在同学家，还是把小说带回了自己家，我记得的是，自己把那本并不厚的小说念完时，天边已经露出了晨曦。我显然是受到了至今难忘的震撼——有点儿像朝阳升起，也有点儿像查干湖解冻。主人公南珊的形象从此永远地留在了一个少年的心中。我好像在后来看到过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其中说南珊的形象塑造得很抽象，但是在我那时的心目中，南珊的形象却是很“具体”的——至少，南珊肯定是一位女性！由此就可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她对于一个懵懂少年的“吸引力”。更何况，这位女性仍然是在一种具体的背景下出现的，例如东岳泰山上的那散发着浪漫和抒情色彩的天街。塑造我对于天街的瑰丽伤感甚至带着历史感之意象的，不是大诗人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而是《晚霞消失的时候》最后的“诗句”：王冠，命运，宝剑……

应该是在此后，可能都已经升了一年级，或者就是在同一年级，又一部小说进入了我的视野，那是另个邻村的一位与我同姓的同学带到学校来的，戴厚英的《人啊，人！》，那可是比《晚霞消失的时候》要厚重了不少。虽然这两部小说都承载了大量在那个年岁的我看来特别“有范儿”的“思辨性”的语言，而且总体的背景具有“同时代性”，但是何荆夫显然要比南珊更为老练，似乎也更为深刻。“引经据典”是一方面，这种说理或论理的风格对我显然是很有魅力的，如果说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因为与少年的情怀联系在一起，这种所谓思辨的风格还带着感性的和诗意的光辉，那么由怀疑教条的冲动所支配的这种看似枯燥的语言风格则洋溢着解放和自由的力量，虽然从那时所能把握的层面而言，这种“力量”主要是体现在其雄辩滔滔之上。

成长性的表现并不总是一往无前地单线突进的，自身的不定型状态和外界因素——这里主要是指在“以学为主”的课业之外所能接触到的课外读物——的偶然性能够局部地解释这种“迂回性”。在我短暂的高中阶段，在草塔镇上供销门市的书柜上，我前后买到并阅读了两个中篇小说，分别是何士光的《草青青》和张抗抗的《北极光》。何士光的小说写的都是乡村教师在那个艰难岁月的生活和爱情，我至今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它们在我心中引起的那种几乎可以说是难以自已的“共鸣”。推想起来，这当然应该是与我少时在乡村的生活背景有关，那些只有城市生活记忆的少年可能很难对此感同身受，虽然这无疑是一种过于外缘甚至外在的解释。再往深里挖掘，也许是何士光作品中既恬淡又坚韧的情致比较契合我的性情，特别是那种有时甚至带点儿自恋的一唱三叹的低回沉吟中有着与一个乡村少年的“多愁善感”气质相切合的质素吧！就好像一首乐曲之所以打动我们，有时就是因为其中反复涌现的某个乐思。

我对《草青青》作者的“迷恋”还是持续了一段时光的。应该是在高中的最后那个假期，忘记是通过什么途径，我从一册大型文学丛刊上读到了何士光的另一个中篇《青砖的楼房》。从风格上说，这个作品无疑比《草青青》更加纯熟，可以说是把前述那种情致抒发和发挥到了极致。记得那时候，我还遇到了一位何士光作品的同好，他是我的一位同乡，高中同级而不同班，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和分享对何士光的感受——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也许是因为我先对这位同学提到了《草青青》，于是等他有一次在那本杂志上见到《青砖的楼房》后，就推荐给我了，否则我是没有其他渠道接触到例如《收获》和《十月》这样层次的文学刊物的啊！而到了那年底，冬天的长春，当我在我们大学附近的一间书亭中邂逅何士光的《似水流年》，那种阅读似乎就已经带上怀旧的感受了。

高中毕业时，作者（右）与一起谈何士光小说的张中木同学合影

与何士光的小说不同，张抗抗的《北极光》是描写大学生活的。这部作品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虽然我一直并没有记住那位男主人公的名字，但他显然几乎成了我的“偶像”，因为他那种孤傲清高桀骜不驯的个性和气质立即就让我深为折服——用后来的表述，他在我心目中明显是偶像级的人物，虽然我在这位偶像身上也肯定有自我投射的因素。夸张点儿说，我就是背负着这样的“人设”进入我的大学生活的，这或许能够局部地解释在我的大学时代的第一次班会上，现已成为我的母校最高领导的我的辅导员对那时想必是长着一头蓬乱的长发的我说：你身上洋溢着五四青年的气质！

吉林大学的自然辩证法专业是清一色地从理科考生中招生的，虽然同学们同样应该是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或原因而来到这个专业。现在想来，如果不想做一个空头的哲学家，那么这个专业绝对应该是一个合宜的选择，但是不做一个空头的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真是谈何容易啊！更何况是一个十七八岁心智未定的少年。专业学习目标未明以及这种学习本身的难度，导致我在入学不久就开始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在那个阶段，既是对专业学习的逃避，又是对精神慰藉的寻求，我重新开始批量地阅读文学作品。

也许是某种路径依赖，抑或是当时风气，包括吉大本身氛围的影响，我所接触的文学作品主要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学。从伤痕文学和朦胧诗，到“重放的鲜花”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先锋实验文学，我都追风似的领略和追逐。在从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王安忆的《雨，沙沙沙》，从张贤亮的《绿化树》到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样纷然杂陈的阅读中，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沉重的翅膀》是给我留下了梦一般记忆的作品，毫不夸张地说，张洁是那个时代女神级的作家。一个作家，一个女作家，能够对具有如此精神跨度的领域具有如此大开大合的把握力，这无疑是具有令人惊奇的震撼力量的。张洁作品中的爱，已经摆脱了阶级斗争和身份归属的沉淀和烙印，而回归到其本身的含义，但它又不同于《雨，沙沙沙》中那种少女的朦胧情愫，而是更为本质更为刻骨铭心的；张洁作品中的现实，已经走出了《人啊，人！》中那种抽象的应当甚至由此而重新陷入教条的风险，而本身展现了内在的丰富性和生长性。这种立体的架构及其力量，正是那个时代本身的矛盾和紧张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张洁是真正属于八十年代的。

虽然一度沉浸在文学作品的消费性阅读之中，但是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显然并非作家之料，并且颇为“精明”地在那时候就自我筹划，退而求其次，开始学习中西文论，甚至设想可否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之类。在此过程中，我不但听了像季红真这样当红的文学评论家的报告，而且有一次同样在吉大文科楼听了中文系讲师杨冬老师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一场报告。这是在我的生涯中听过最为重要的一场报告，如同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回忆过的，正是在那次报告中，我第一次听到了李泽厚的名字，第一次听到了《美的历程》这本书。具有吊诡意义的是，正是通过聆听一场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报告，我实际上才真正告别了我的文学梦，包括成为一位文艺理论家或文学评论家的不靠谱的设想——容我显然有些大言不惭地说：“重新”回到了哲学的怀抱。

说来并非巧合的是，从此以后，我竟也告别了自己读小说的习惯，但是如今我能够说，小说对我的“启蒙”已经完成了吗？很多年后，我从《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中读到，殷海光先生对其时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接受博雅教学的林毓生“吐槽”：做哲学的，与抽象观念打交道的人，总是不舍得花时间读小说，因为觉得小说太raw了，太不“够劲儿”了。当时读到这里，未免哑然失笑。作为多多少少念过一点小说的人，我知道这是一种偏见，或者片面之词，于是，我只好套用同样堪称是八十年代之子的黄子平的话：这是否一种“深刻的片面”呢？

正月初七日，岛上阴雨一天，傍晚偶然从朋友圈的转发得知张洁已于1月21日在大洋彼岸离世，听闻这个消息，心中黯然之余又触发了我很早拟出的“小说启蒙”这个题目，就在这寒夜中流水记下来，以此表达我对这位作家曾经给予我的精神馈赠的感念。

壬寅正月初八凌晨二时半，千岛新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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