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严晓星著，中华书局，2021年6月第一版），基于查阜西送给张充和的结婚礼物“寒泉”宋琴（参见白谦慎《故事与历史》），与张充和赠予查阜西的三首《八声甘州》（参见下图），佐以大量文字、照片、手稿等史料，弹奏了两个人和一群人的命运交响曲。我与作者相识已近廿年，编辑老师命以书评，自知难免在友谊的天平上有所倾斜。既如此，索性开头就揭明它的好处：史料丰富、文字简净、态度平允——写这一类的书，实在都应当做到，但自来揽瓷器活儿的多，有金刚钻的少，反倒格外可贵了。

作者从查氏家属、张氏亲眷处及学生获得了诸多第一手材料，包括日记与采访记录；四方友朋也为他提供了不少史料，网络又帮人拾起星散各处的故纸残编，遂使此书具有坚实的基础，让两个人的剪影，化作了许多张姿态各异的群像。有十分材料，究竟该写几分话？既要看描述的对象，也视乎每一位写作者的秉性与尺度感。考虑到本书谈及的世事与人情，多陈述，少感慨，有时甚至利用图注，引而不发，便是以其少许，对人多多许。因为含蓄原是那一代人容易欣赏的美德。

史料多，裁剪问题便值得讨论。讲故事当然是必须，材料的释证又当如何？若稍稍从写法上留心，便可见出那一张琴与三首词在全文里占据关键的地位。琴上的字，修琴的人，都考得清清楚楚；词的版本，字句的歧异，也一一厘清。讲琴的历史，当然是因为查先生在这传统之中，又竭半生之力赓续它。讲词的改作，则是因为亲近中国文学传统的人愿意相信，创作者会反复修改他珍视的作品；而“修改”，也就是对本事的一再追怀。

今昔的鸿沟最难逾越，文献再足徵，一百年间的世态人情毕竟要变化，“他们”和“我们”，终究是盈盈一水间。假若部分相信历史也是一种文学，就得接受叙述带有演绎的成分。大家不一定都认同这一点，更未必因此多抱一分审慎的意识，而作者显然非常小心。凡涉及往事与友人的地方，尽量引述当事人的意见。譬如张充和说，“我抗战经过的地方最喜欢昆明”，“他这个人很可爱”；查阜西读到《八声甘州》，回信云“来书已几度回环阅读”，等等。即便这两位早已住进了当代的文化史，而琴与词的故事又十分可感，他也十分矜惜抒情的笔墨，没有放声大唱友谊地久天长。其实，“把故事写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是对这个故事最好的赞美了；附上一册张充和写给查阜西的《长生殿·弹词》曲谱，更像一种隐喻，要让此间此时的袅袅曲韵，回应昔日彼邦的泠泠弦声。

查阜西（1895-1976）

一味捧前贤，便成为帮闲。不把“他们”架起来当偶像，至少有两重妙处。一则，这令人相信，朴素美好的情感，不必都赖书画江山诗酒花而传。世异时移到如今，它们依然能唤起普通人的共鸣。二则，这又让人承认，书画江山诗酒花的终究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动辄标榜“最后的闺秀”，“最后的士大夫”，徒然令前人含冤、今人气短。毕竟，这光辉闪烁一天，追光者便行进一天。

我也想学作者引而不发，不过格于文体，自知不能。书中引到汪曾祺的几段散文，倒使我想起他写过的一句话。便移来为本文取个题目吧——“这个好，格比土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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