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花图诗册》中，毕琛绘柳如是儒服小像

丁酉岁客居苏州，常常作虞山之游。每次驱车经过尚湖，一定会绕到柳如是的墓前去看看。夕阳之下，茂草之间，三百多年前的女诗人长眠于此。临风怀想，是最宜发思古之幽情的。

算算从清初至今，柳如是的粉丝可谓众矣。为她题诗、绘像、修墓、编集、著书的文人学士更是络绎不绝。任何与柳如是相关的事物，都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记得数年前，嘉德春拍中出现过一部《柳如是遗集》，就曾经成为拍场上的主角。

《柳如是遗集》，张南祴手抄本，书前有章钰序、张存摹绘柳如是小像三幅，之后为柳如是的传记资料与诗文作品，书末有张南祴、谢国桢、俞平伯题跋。是书工楷精抄于印有南祴草堂的红格稿本上，书前的三幅女诗人小像更是楚楚动人，可谓难得一见的尤物。

网上检索，知张南祴为江苏常熟人，同治十年（1871）生，原名继良，后改名兰思，字双南、南陔、南祴等，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寒斋架上，还找出一部他在1921年为老师翁同龢所刊《瓶庐诗补遗一卷校异一卷词一卷》，自署“门下士同县张兰思南陔”。张南祴一生热衷乡邦文献，少时常常随伯父张子琴往常熟东郊的铁琴铜剑楼抄书校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氏将抄录整理的常熟先贤著作，汇为《佚丛甲集》刊行。书中，在《牧斋集外诗》后，即附有他从铁琴铜剑楼抄来的《柳如是诗》一卷。

然而，在《佚丛甲集》刊后不久，张南祴就又发现了柳氏佚诗，他在写给友人徐兆玮的信中说：“《柳诗》业已订齐，深悔率尔……悔不于《柳集》后别为补遗，岂不大佳？今无及矣！”（《徐兆玮日记》1907年9月20日）从此，张南祴又埋头于故纸堆中，搜爬剔抉，辛苦寻觅与柳如是有关的资料。直至乙卯丙辰（1915至1916年）间，常熟城北赵氏旧山楼藏书散出，张南祴才有幸见到汪然明为柳如是所刊《湖上草》与《尺牍》。然彼时价昂，无力购之，张氏只得过录一本，以备重编《柳集》之用。

己未（1919）闰七月，《柳如是遗集》编讫，张南祴作跋，交代了编纂此书的缘由和经过。而书前张南祴之子张存所摹三幅柳氏小像，也皆画于己未（1919）七月，且大小、款式相同，不难猜出它们都是专为此书而作。第一幅小像后有题云：“此半野堂初访儒服像，为顾苓原本，己未七月命儿子存从瞿氏《红豆图册》重摹。南陔居士志。”

这里的“瞿氏《红豆图册》”，即铁琴铜剑楼旧藏《红豆花图诗册》，今藏常熟博物馆。一次偶然的机缘，笔者得以寓目。而细检此册，发现其中恰恰又有一段与张南祴有关的故事。

瞿麐绘红豆村庄小景

杨旭绘折枝红豆花

按常熟城东芙蓉庄，原为钱谦益故园，亦是绛云楼被火后柳如是移居之所。道光甲申（1824），芙蓉庄红豆花盛开，铁琴铜剑楼主人瞿绍基、瞿镛父子偕友人游赏，归后请友人绘图题诗，合装为《红豆花图诗册》。今检此册，引首为石韫玉题“春生南国”，后有瞿麐绘红豆村庄小景、杨旭绘折枝红豆花、毕琛绘柳如是儒服小像，再之后又有多人题诗、题跋，其中以黄丕烈所题四绝句最引人瞩目。而此册最后一页，为张南祴与瞿凤起两跋：

《红豆花图诗册》共十页，为古里瞿氏子雍先生旧物。诗画题识皆当时名宿，并有柳如是儒服小像一页。辛亥乱后，不知如何散出。余以重价得自冷摊，意欲重装而未果。瞿氏藏书闻天下，此册尤足见承平时雍容风雅之盛。今以贻孤孙隆上，隆上其宝爱而永保之。癸未八月南陔志于北平常熟会馆。

此为吾家旧物，幼时未曾见过。曩余辑黄氏诗文时，先君尝告余《红豆花图册》中有其题诗，曾经录出，但原册为张双南借去，向其追索，云已归还。越三十余年，余在里中，有人持此册求售，云从张氏之女某家散出，因系吾家旧物，请备价收回。余告以曾为张氏借失，但无物证，只得备价收回。因记其颠末如右。一九五零年瞿凤起识。

瞿凤起落款在1950年，往前倒推三十余年，大约正是1910年代末，这与张存从《红豆花图诗册》中摹绘柳如是小像的时间恰相吻合。看来，在见到《湖上草》与《尺牍》后，张南祴开始重新整理《柳如是遗集》。其间，以辑录柳氏资料和为柳氏摹像为由，他从铁琴铜剑楼借出《红豆花图诗册》。而玩赏此册，不光诗画精美，册中的柳氏小像更让张南祴心动不已。待将资料与画像辑入《遗集》后，张氏便起了吞没之心。借之既久，瞿家来追索时，张氏便谎称已然归还，而瞿家既无借据，又找不到此册，此事遂成悬案矣。

癸未（1946）八月，张南祴在《红豆花图诗册》后跋云“古里瞿氏子雍先生旧物……辛亥乱后，不知如何散出。余以重价得自冷摊……”已丝毫不提当年借阅之事。而所谓“辛亥乱后”，自是想说此册得于1911年后。那样，张存1919年据以摹绘柳像的《红豆花图诗册》，就变成张南祴自冷摊所得，而非从瞿家所借了。不过，1936年徐兆玮致友人信中曾说：“玮之《芙蓉庄红豆录》为吾邑有趣掌故……后又赠辑十余条，意颇有自喜，有张南祴所绘《村庄图》《红豆花图》，摹自瞿册。今册已失而摹本幸存……”（《徐兆玮日记》1936年3月22日）可见，直到1930年代，张氏对外仍谎称此册佚失，而只敢以摹本示友人。这与他所谓“辛亥乱后”“得自冷摊”自相矛盾。

按张氏将此册传于“孤孙隆上”的“癸未”是1943年。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今藏张南祴手抄《遵王钱曾诗稿》四卷、《今吾集》一卷，其后跋文亦云：“隆上孙宜珍藏慎保之。癸未秋陔老人记于旧京。”（蒋寅《金陵生小言》）同样是1943年所写。这一年，张南祴已是73岁的老人，将所藏珍品尽付孤孙，当然是希望能子孙永保之。可未出数载，《红豆花图诗册》即流落坊间，真可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然而此册最终能回到瞿凤起之手，重归铁琴铜剑楼，似乎冥冥中一切又早已注定也。

张氏作跋时，当然不会想到，数年后瞿凤起还会写下一跋，揭露他侵吞此册的真相。同为收藏家的叶德辉曾说：“收藏书画，本为雅道，云烟供养，何等清福，乃至生烦恼、济贪欲，是亦不可已矣乎！”（《游艺卮言》）可以说，张南祴的故事，正是一个因痴迷太甚而起贪欲的例子。1984年底，瞿凤起将《红豆花图诗册》捐献与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化私为公，体现了一代藏家真正的胸怀。而这本记录着常熟掌故的珍贵册页，最终能按照主人的意愿，重回虞山之麓、尚湖之滨，恐怕也正是它最好的归宿。

附记：

张南祴殁后，除《红豆花图诗册》重回常熟外，其余抄校之书则多流落北京坊肆。检1965年《北京市中国书店善本书目》，即著录有张氏稿本《说文解字段注序》《徽庙御集辑佚》等。而《柳如是遗集》同样为谢国桢1966年新春于海王邨所购。2012年，谢家后人将此书委托嘉德公司拍卖，最终又为友人周建峰兄所得。2020年，周兄将《柳如是遗集》交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影印出版，化身千百，可谓对文献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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