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同庆先生与我素昧平生。他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从事劳动关系研究。因研究课题与我弟弟相识，知道我也插过队，还做过出版，给我寄来了他新近出的知青小说《敕勒川年华》。

现在许多小说翻几页就知道是编的，但冯同庆这一本从头至尾没有违和感，叙事和抒情都很真挚，至少还原了那个时代人的情怀和情感。其实，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他插队经历的自传。当然，即使是作家，也并不都具备还原生活的能力。冯同庆让我惊奇的是他长期从事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却有着不俗的文学素养。五十余年过去了，他对那段青春岁月仍然保持着鲜活的记忆。最不容易的是他的这个个人故事，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场“知青运动”。他没有非黑即白的判断，没有趋时溢美的追风，也没有痛不欲生的诅咒。它是一首挽歌，也是青春的礼赞。它勾勒了这一代人的整体形象，写出了那个时代对人的塑造。

冯同庆笔下的知青，与其他作品中的知青不同的是大多志存高远，鄙视苟活。这当然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学校氛围有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插队的几个哥们儿，在中学遇上了好的班主任、好的辅导员，属于学校里最乖的孩子，那时就有了人生志向，现在想想，却也少不更事，人格有缺陷。”但就是这样一群人，在那个浑浊的大时代里，也演变着不同的人生。因做情报工作的父亲档案里被塞了“特嫌”材料，清怡被旗里作为“不安分对象”调查。她为自证清白赴滇缅作战。她认为她要参加的是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结果受了重伤，双目几近失明。作者写道：定格在我脑海里的，是那张女娃娃的脸，隐隐的忧郁，还有那个年龄罕见的决绝。另一位插友赵小驹，因乡亲们吃不饱，商量如何可少交公粮，她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动向，提出要抓坏人。一些农民种了枸杞、党参，她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剜要铲，甚至还要绑人。结果搞得众叛亲离，不得不离开村庄。作品中的司马小宁，是以第一人称“我”的面目出现的，他天性善良，比较书卷气，虽也被大时代裹挟着懵懂前行，但对人与事的判断都是出于良知，并没有受当时政治生态的影响。他对发小赵小驹行为的反感，对受迫害的老干部、知识人的同情，对蒙族乡亲们的友情，都超越了当时“政治正确”的理念。劳动和劳动着的人们是他最大的教育者。“我”和蒙族姑娘妮妮的故事，既是一段纯洁、美好的感情，同时妮妮也是让他懂得很多“胡理”，感受人民勤劳、善良、温柔敦厚最体贴入微的老师。他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最终获得乡亲们的信任，当上了生产队长，带领大家改变贫困和愚昧。司马小宁代表了知青一代的佼佼者。 他们受土地之惠、劳动之惠、人民之惠，当然还有书本之惠（他们在农闲时读了许多历史和理论书），让他们内心始终有一种自我矫正的能力，在容易盲从和投机的年代保持定力。

《敕勒川年华》另一个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作者对这块土地和淳朴民风的叙述有历史追溯，且感情饱满。他从第一章“缘起”，就交代了妈妈让他去敕勒川的原因：那里是边地，也是宽乡。对远离政治中心的边地可以理解，但“宽乡”的含义是什么？我读完作品后才有较深的理解。书中有一章，记述驻军巴师长带知青参观可汗遗址八百室，遇见了常年守护在这里的锁钥大师，巴师长问：外面都在搞运动，你们这里不搞么？锁钥大师回答：你没听说，伊金霍洛无运动哟！这里的人宁可走，也不斗。一旁的赵小驹不解，问巴师长：“你和我爹爹都是行伍，不就是靠暴力打天下么？”巴师长回答她：“那要看甚人，为甚事。”与“我”最贴心的插友朵儿知道一些当地的历史，她说：彼此相交，誓约缔盟在先，如若毁约坏盟，才会好勇斗狠。妮妮诵起了这里的古诗：夫两辕之车，拆其一辕，则车不能曳焉；两轮之车，拆其一轮，则车不能行焉。司马小宁和他的一帮插友，遍走大草原，也读《青史演义》《明实录》等历史书。原来“1500年前，社会动乱，敕勒族人从漠北迁到阴山南北，少数人领兵为将，受封为官，而绝大多数仍旧从事畜牧。阴山南麓水草丰美，‘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乱世之中，出现了一片富乡净土”。类似这样的田野考察和历史探究，作品中不时可看到。宽乡的宽厚、仁德之风或许就是这样酝酿、延续下来的。这片土地，对那些爱上高楼，却不慎懵懂撞入的少年起到了心灵呵护和促其理性回归的作用。

作者把一代人的青春年华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展开，而这个空间本身又由更长的时间构成。这种时空感是他们过去没有体验过的。于是他们内心会产生与京城空间的交叠、映照，许多人和事变得清晰起来：曾经信任的开始怀疑，一直怀疑的却忽然明白。过去生疏的东西渐渐成为日常生活，而那些别人或自己造成的伤痛已成为抹不去的记忆。如果把“边地和宽乡”当作知青一代去“广阔天地”锻炼的代名词，那么这一代人恰恰是在那里触摸到了中国血脉，了解了中国最重要的一块国情，对农民要改变贫困落后的现状有着强烈的感受，以致司马小宁和他的许多插友后来大学毕业去从事农业现代化的工作。他们有的去了农科院搞科研，有的到农业部任职，有的干脆赴海外经营大农场，做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上山下乡”运动在冯同庆动笔写《敕勒川年华》时，已过去半个世纪，许多亲历者留下了大量作品和史料（有些地方还成立了知青史的研究机构）。后人也许可以从中对这场运动作出客观评价。作为一场社会灾难的伴生物，它对大多数人青春的耽误大概是个不争的事实。但灾难也给了这代人特别的馈赠，他们对中国底层社会不隔膜、有感情，对人生有较强的抗压能力。知青一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地和宽乡。冯同庆的作品以一种几近痛惜的感情回望自己的美丽青春，对那段历史立此存照，这是最有价值的。

作者：陈保平
编辑：马小花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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